女性的魅力：伊丽莎白•泰勒

昨天的新闻报道，美国电影明星伊丽莎白•泰勒去世了，七十九岁。从电视上我看那些短暂的回顾的影集，她的美丽的倩影栩栩如生。几大新闻电视网都强调她对改善人类理解艾滋病的贡献，她被称赞为一位杰出的人道主义者。当然，她还是好莱坞黄金时代的一位伟大的演员。伟大的演员这样的称号，在这个youtube 和facebook的视觉世界，在这个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半个演员的时代，听起来都奇怪。近来我看一些facebook上的照片，想是不是每个人都是演员，在照相机前作出明星的模样来。


我看新闻，我看她的照片，唯一能说出的就是：她真美。她的眼神，她的身体的语言，她的身体和身材，她的举手投足，她的娇柔和坚强，她的美丽的完美的脸。真的，她真美。她美得让我的眼睛看不够。我可以看着她的照片，久久地发呆，因为实在太喜欢看她，因为我可以淹没在她的美的不可测量的魅力里而不能自拔。

她的美是女人的身体散发出来的一种完美的肉感的美。她不是那种瘦骨伶仃的骨感美人。成熟的伊丽莎白身体的每个部位都恰如其分地丰满而妖娆。她浑身都散发着女性的肉感的光芒。肉感，天然，自然，丰满，娇娆，美丽。她站在那里，她的身体弥漫出一种让人不能拒绝的性魅力。她似乎在邀请每一个人欣赏她的身体，好像是说：我在这里。我可以。我猜任何男人都无法拒绝这种性魅力，而我作为一个女人，也被这种魅力征服了。

她的美还因为她天然地有一种性的诱惑力。她的眼神，她的微张的嘴巴，她的似乎是既在这里也在别处的恍惚，都散发出诱人的性的魅力。这样的性诱惑力是非常罕见的。生活中和现实里只有很少的女人有这样的诱惑。她们站在那里看着你，她们让男人更雄性十足，让女人更女性芬芳。在两性互相吸引的神秘的领域里，她代表着永恒的女人，如费雯丽、玛丽莲•梦露一样。我常常被有这样风骚的美的女人。我忍不住看她们，忍不住想探究到底是什么让她们这么吸引人，不仅吸引男人，也吸引女人。

伊丽莎白•泰勒当之无愧是一个伟大的演员。她标志着一个时代。她的天然的美与她的演技结合，给我们留下的电影让我们不停地走回去，不停地发现她所创造的女性形象的力量。这些女性形象，既魅力十足，娇嫩、柔软和善良，也坚强、冷静和果断。她的演技高超。任何看过她的电影《谁怕佛吉尼亚•伍尔芙》（Who i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都会被她的演技所倾倒。这是我最喜欢的她的电影之一。她演得女性形象范围广泛，从妓女到高度受教育的女人到埃及女王，她创造的这些形象成为好莱坞历史和美国的文化的一部分。不看她的电影，你不知道美国。

当然，她的私生活也是世界着迷的一个话题。她结了那么多次婚。她不停地结婚。她不在乎世界怎么想她，她在乎自己怎么想生活。追求爱，渴望爱，她自己说，“每次结婚我都觉得会是最后一次了，我都是爱得昏天黑地的”。我听了笑，完全理解她的心和话。有这样的生活热情，她对现实规则的反叛就更有意味。她本来可以不结婚，可以与她征服的男人们过她想过的日子。可是她偏偏要结婚，离婚，结婚、再离婚。在这种不停地结婚的举动里，我看出她的真诚与热情，对现实规则的反叛与破坏。我既喜欢她对规则的反叛，也喜欢她的真诚； 既喜欢她的热情，也喜欢她的破坏。

她去世了，好莱坞时代最后的一个伟大的影星去世了。一个时代过去了。今天的好莱坞，每个女影星都在努力做中产阶级的好榜样，结婚，生子，带着孩子满街走，显示出美国社会天天推崇的家庭价值，真让人气短。再看看今日的影星，没有一个女影星有她的这种性魅力和生活的魄力，昨晚看她的电影《铁皮屋顶上的猫》，算作对她的纪念。

3/24/2011

自杀与活着

我一直不知道那个更不容易：自杀还是活着。很多人说活着不容易，因为活着就会有很多痛苦，活着需要很多勇气。我虽然同意他们，心里却不以为然，因为我觉得自杀比活着难。自杀的决定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我们绝大多数人都能好死不如赖活着，对生命的不可重复性有万分的珍惜，而自杀是明知生命不可重复却干脆一了百了。我认为自杀的人，比不自杀的人有更多的决绝的勇气。


我的孩子说他真想自杀，生活真没意思。我说，去吧，如果你真有这个决绝，谁也拦不了你，虽然我希望你坚强，tough it out! 能在生活中找到一条路。他说他觉得自杀很值得羡慕，还因为他读了他爸爸的一篇文章，描述一个自杀的学者余虹，他很受启发。我听了说，你爸爸的文字很好，但是美化自杀，把余虹说成什么纯粹为精神的失望自杀，完全是他自己的解读，他非常喜欢编神话，包括他自己的神话，你不能当成真理。我的孩子很生我的气，立刻把电话挂断，认为我亵渎了自杀的灵魂。

我一个人在房间里想自杀的事情。海子自杀了，他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神话。我还记得就是这样的三月，1989年的三月，海子自杀前，一群诗人在我们家开了一个诗歌朗诵会。他们在外屋，每个人念两三首诗，然后大家讨论。当时来我们家的有二十个人左右。他们密密地挤坐在外屋，我一个人带着孩子，把里屋的门关上，根本不听他们的诗，而看法国的电视剧《理发师》。那天正好要演这个电视剧。我对法国女理发师的生活比诗人朗诵更感兴趣，可见我对诗歌的态度。

海子念的是一首蒙古马的什么诗。他念的时候我也没听见。（那天晚上人人都念诗。还有一个大诗人带来两个女朋友，一左一右。我在里屋听见了，没出门去问候，我根本不想跟任何人打招呼。）大家都走了之后，海子一个人坐在长沙发上，低着头，情绪非常低落。我问怎么了？我的孩子的爸爸解释说，大家都认为他写得不好，竟然把蒙古马写得很高大，其实蒙古马很矮小。我说，那有什么呢？值得这么伤心？海子那晚不能回学校，因为已经没车了，他只能住在我的家里。我看看表，很晚了，问他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我们坐在那里聊天。我记得自己说：你别信其他诗人的。只有你自己知道自己写得好不好。没有人会真的对别人的东西那么认真地想。世界上的人都会否定你的，只能自己坚持。他还是坐在那里，他的个子矮小，坐在那里犹如一个被群体攻击了而不知所措的小鸡。第二天早上，他走了之后，我还对我的孩子的爸爸说：你们就是欺负人。诗人都觉得自己了不起，老是看不上别人。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文人相轻，真没劲。记得他笑着，不觉得我说的直白而过分。

十天后海子就自杀了。那个带头批判海子的诗人匆匆地跑到我家，我听见他进门就嚷：是不是那晚我太不讲情面了？是不是我们的错？这两个人马上出去了。我在家里，天气已经开始暖和了，我坐在那里想：人都是脆弱的，人都是不堪一击的，海子比我们大家都更有决绝的勇气。

海子，余虹……出色的诗人和学者在自杀，连我的孩子也觉得自杀很值得模仿。我也不知该说什么好。前两天一个女诗人打电话来，谈及牵涉到她的一场诗歌纠纷，谈到人们对她的诗歌的误解。我开玩笑说，“你要是此刻自杀，准成大诗人。一切误解就什么都不算了”。说完了，觉得自己这么开玩笑很不妥，我绝不是劝朋友自杀，而是说，人们都对死去的作家更崇拜，更原谅，更能发现他们的伟大。人大多是短视的。

因为我们短视，我们到底是该自杀，还是该活着？一个有文学气质的人，常常会被这样的问题纠缠。一个有一点哲学思考能力的人，常常会被这样的自我质询纠缠。人生都是孤独的，写字是寻找灵魂的呼应的一个方式，如果我们没有呼应，更觉夜暗无边。写字是喃喃自语，我常常觉得写字，只是拯救我自己的一种方式，是让自己不决绝的方式。说到底，我此刻还没有决绝的勇气。
3/22/2011

举杯邀明月

他们是另一代人：美国六十年代的年轻人，六十年代是他们的二十来岁。而我属于中国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的另外一代。因为那是我的二十来岁。我跟他们之间有隔着的不仅有浩瀚的太平洋，大西洋以及很多湖泊和山峦，还有文化和国家。他们抗议越南战争的时候，我在胡同里玩跳皮筋，甚至还没有见过世界地图。他们到加州的群山里居住，抗议现代的物质生活，我以为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现在我们在一起，在这周末的黄昏。我们坐在他们家的回廊上，遥望落日，喝着香槟，聊着天。

落日在树林后，落日的余辉反射在大河上。他们的小房子座落在山顶，我们面对夕阳。天气突然暖和，气温到达八十度。不可思议。阳光从树林里穿过来，无数道金色的光芒在眼前飞舞。我们沐浴着阳光。我走过来的时候，从冰箱里拿了香槟酒。我喜欢香槟酒，在这样温暖的春晚，也许一杯香槟可以让我们更兴奋和快乐。我不知道。我写了一天，我在写一个长故事，写人的永恒的童年。站起来，走，到他们的房子去，我拿了香槟酒。走出我的汽车，走到他们的房子前，她大笑着迎出来：睿也拿香槟酒过来了。他笑得更朗：纯粹是心有灵犀！原来他们已经在喝着香槟酒呢！

坐下来喝酒，谈论书。是的，她是一个不倦的读者。每次我们谈话都是书，甚至彼此间的信件也是书。她读书，工作之外就是读书。她有一个女儿，是十六年前从中国的常州收养来的。她读那么多书，让我仰慕。跟她谈话，我是在跟一个比我读书读得更多的人谈话，总让我有收获。我喜欢她的博学、优雅和安静的美丽。

他也是一个不倦的读者。他编辑了人类历史以来思想上值得读的书的书目。把书目给我看的时候，我看到里面包括很多中国的思想者，甚至很多中国的古代和当代诗人。从名单上看，他知道并阅读过甚至比我多的中国当代诗歌。中国的文学和思想是在诗歌里。不是吗？他说。我点头。我们谈论中国的当代诗歌和古代诗歌。我热爱的中国古代的诗歌，第一次在美国，有人如此分享我的热情和爱。

对目前美国从事的战争，他说，“我们抗议和反对一切战争，年轻的时候我们抗议越南战争，现在我们抗议今天的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美国以为我们可以到处解决世界的问题，我们错了。我们必须撤军”。反战、和平是他们终生的生政治目标。我也是反战的一员。我也反对对伊拉克的战争。开战的第一天我就写文章反对这场战争。直到现在，我认为美国必须从阿富汗撤出来。可是我不是政治家。我说的有用吗？

她说，“不要看美国的电视，全是宣传。要看就看阿拉伯的电视“Al Jazeera”, 那是人民的声音。”“阿拉伯人民，”他接着，“比美国的专家还要有常识。这是世界需要的是常识！”他们不看美国的电视。他们厌恶美国的商业主义和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贪婪的体制化，媒体是愚蠢无知的体制化。”他们说。

他是“垮掉的一代”中的一员。前几天美国诗人加里•斯奈德到华盛顿来做诗歌朗读，我对他们说，我要去华盛顿听斯奈德的诗歌朗诵。他大笑着说：“老加里来到这里吗？我们一起在加州做邻居做了很多年”。他说，“也许该去华盛顿跟他问个好？”加州的群山，西海岸的风景，坐在东海岸边，我们遥望和渴望另一片风景。

明天是春分，而今晚的明月将是十八年来离地球最近的。所以月亮将显得格外大，格外明。太阳仍然温暖。不能相信这是春天的傍晚。我穿着裙子，围着披风，坐在回廊上，听他们讲述六十年代。他写诗。他给我的信都是诗歌。我读的时候，常常笑。他给我讲Hypatia 的故事。希帕提娅，世界上最伟大的图书馆“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馆长，永恒的女性知识分子，普世的知识分子的榜样。他们给我拿来关于这位女性的书。我惊呆了。我不知道上几年内居然有几十部关于这个伟大的女性的书和电影。我不知道这位女性改变了人类对知识的想法。我觉得自己如此无知，我想知道更多。

他提议，我们做到火边上去吧。我问，这么暖和，不用火吧？我以为是房间内的壁炉。天已经黑了，谈古希腊，谈古埃及，我不想打断我们的谈话。香槟酒，一杯一杯。酒与我爱的谈话，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让我幸福的呢？

走吧，我站起来，跟着他们进房间，再出房间。眼前的景象让我不可相信：篝火熊熊。旁边的桌子上铺着印第安人的色彩斑斓的桌布。我们围坐在篝火旁，看着一轮明月缓缓地从大河上升起来，从树林里缓缓地上升。天空是银色的，淡云一抹，在明月的周围，好像轻缦的纱巾飘拂。月亮升起来。是的，不久前我写信给他们说：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让我们在月下喝酒聊天。没想到他们真的要把李白的诗行变成现实，把我的梦想变成现实。

明月，醇酒，大河如此雄浑，几乎听不到河流动的声音，树林后是万里无垠的天空，天空外有万里无垠的想象，想象中有我们赖以生存的原则：爱和积极的生活态度。积极地生活，不让任何负面的思想和元素出现在我们的思想里。他们说。我举起酒杯，透明的香槟酒冒着泡沫，是的，在月明，月格外明的这个夜晚，蓝色的月亮，银色的天空，酒，友谊，爱、和平，让我们举杯邀明月，请古往今来的哲人们，请李白跟我们一起，庆祝春天的到来。

人生有多少春分的夜是这样美丽地度过呢？他们代表了我爱的美国的一部分：对人类的关怀，对世界的热爱，为更美好的未来的奋斗，以及知识，书籍，大自然。

她和他异口同声：梭罗和爱默生是我们的精神先驱。我点头，我知道。我也是他们的孩子，在另一个国家出生的女儿。

3/19/2011

“你恨日本吗”？

在美国常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甚至前几天我在跟一个即将第一次到中国访问的人聊天，他问我的问题也是：“你恨日本吗？”我大笑着摇头：“我不恨日本，而且根本不理解西方人所描述的中国人恨日本的情结。我猜一些中国人恨日本，但是我不明白他们的恨来自哪里。”这个人问：“难道不是历史原因吗？日本过去侵略过中国……”我点头：“当然有历史原因。但是历史的原因导致的结果不应该是恨，而是理解和爱，向前看。一个时刻记着恨的民族，心胸实在窄小，我不耻也不屑做。再说你问错了人。我不是民族主义者，而且认为任何民族主义者都很危险。”


他不完全同意我，试图质询我：“我们犹太人不会忘掉希特勒。”我说，“可是你们不恨今天的德国人，对不对？恐怕德国人也恨希特勒，因为希特勒也给德国人造成很大灾难。我宁可恨毛，不恨今天的日本人。毛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比侵略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还大。再说，战争已经七十多年过去了，那是三代以前的人的战争。我没经历战争，我对仇恨不感兴趣。”我想了想，继续：“七十多年前日本人提出‘大东亚共荣圈’，七十多年后我们所做的就是要创造东亚的经济繁荣。不过当时日本希望自己领导这个经济共荣体，现在在中国发展了三十年之后，看来是中国领导大东亚共荣圈了。对这个‘大东亚共荣圈’的设想，我们今天应该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不能继承对日本的仇恨，而应该记住这两个国家唇齿相依，是两个永远也分不开的邻居，彼此为邻，要彼此为友。”

他说，“可是很多去过中国的人都告诉我，他们跟中国人谈话的时候，中国人总是告诉他们中国人恨日本人。”我点头，我知道。我的一个同事去年到中国度假，回来后对中国赞不绝口，她也告诉我同样的话。是的，我遇到的美国人，凡是去中国访问过的，都对我说中国人告诉他们，中国人恨日本人。中国人喜欢美国人。我的朋友，我的同事，我的邻居，几乎每个去过中国的人，都对我说起这个事，我完全不明白一些中国人怎么能说这样的话，特别是那些翻译或导游，怎么能对远离自己文化的美国人说自己恨自己的邻居如此深沉？怎么能把民族的仇恨时刻记在心里？在我看来，民族仇恨，就是部落仇恨，部落仇恨，既原始又古老，不过在当代却不值得提倡。

我猜很多人嫉妒日本人。这种嫉妒又以冠冕堂皇的民族主义方式表达出来。为什么嫉妒日本？因为日本比我们更现代化？更民主化？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更好？日本的明治维新非常成功，导致他们现代化的步伐比中国快了一百年？所以中国人嫉妒？日本的文化很克制，内敛，安静，中国人没有这种心态，所以很嫉妒？中国人对日本的嫉妒，始于何方？

我猜这些跟美国人说这种话的人，可能还有见到美国人就以迎合的心态拍美国人的马屁，以攻击日本人为自己义正词严的面具，因此获得美国人的友谊的潜意识。真是让人厌恶得要可以。我厌恶迎合美国人，我也厌恶攻击日本人。为什么有的中国人以为美国人会理解他们对日本的仇恨呢？美国七十年前在广岛长崎扔了原子弹，到现在还觉得内疚。美国人把日本人看成是“最亲密的朋友和盟友。”中国要想升到这个地位，恐怕要一改变社会制度，从一党专政到民主制，二提高全民道德情怀，不要那么仇恨满怀，而要爱情满怀。美国社会——我爱的美国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爱和宽容。那些人是算计错了。我是不会跟一个时刻恨的人成为朋友的，因为担心恨让一个人满眼都是黑的，看世界都黑乎乎的。我宁愿满怀爱，满眼明亮，虽然自己常常显得很幼稚。

民族主义是很危险的感情，表面上是爱国，实际上狭隘而盲目地爱自己。我对任何地方的爱国主义都躲得远远的——用马克思的话说，无产者没有祖国，像我这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没有产业的无产阶级，现在虽然不在嫁里，完全没有所属的鸡和狗，所以根本谈不上祖国。于是，我对那个问我是不是恨日本的人说：“我干嘛恨日本？实话说，我喜爱美丽的日本，因为倾慕那种雅致简朴优美的文化”。

3/16/2011

遥想仙台

仙台地震和海啸，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鲁迅。鲁迅曾经在那里学习过。1904年到1906年，鲁迅在仙台学医。他回忆中的仙台，寒冷而孤寂，没有什么朋友，也没有可以交谈的人。就是在仙台的医科学校里，鲁迅的民族心受到震撼，决定放弃学医。他说，一个民族的身体再强健，如果他们没有灵魂的话，也只是一群群氓而已。鲁迅要改变民族魂。仙台是鲁迅想象自己改变民族的地方。他那时二十多岁，个子矮矮小小的他，有凌云的壮志。弃医从文，成为中国的民族魂。从这个意义上看，仙台是影响深刻的作家鲁迅的诞生地。所以我看到仙台的地震和海啸的消息，第一个想到的居然是鲁迅，并不那么奇怪。


仙台地震、海啸和核电站爆炸这样的消息给我们每天都带来日本的画面，也给我带回来在日本旅行的回忆。两年前我在日本做了一次短暂的旅行。旅行期间，写过十几篇关于日本的观察和思考。我旅行的国家不是很多，日本让我特别喜欢。第一是因为日本饭。日本饭清淡，素净，精致，可口。我什么样的日本饭都喜欢，在日本的时候，我大饱口福，吃了很多寿司，很多日本的精致的小吃。第二是因为日本吃的文化。我喜欢有节制的吃文化。跟日本比较，美国人吃东西吃得太多似乎没节制的，中国人吃得太混杂而没有节制，到了日本，我对吃的，用的，日常的节制感有强烈的印象，因此喜欢日本。第三是因为我喜欢日本文化的简洁，简单，洁净，素淡，优美。

看日本的消息，核电站的消息，救援的消息，我期待奇迹出现，希望核电站的泄漏没有那么严重，希望受灾的人们能早日回到家园。我当然知道很多人回到家，家已经不在，但是我相信那是一个强烈的再生能力的民族和国家。他们是一个小小的国家，有强烈的民族聚合力。他们也一定充满了再生的能力。我希望自己能为日本做点什么，除了捐款之外。电视上看到寒风凛冽，雪花飘飘，我希望美国海军的救援队赶快给人们空投御寒的衣物。在电视上我看到美国里根号航空母舰已经到达了，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去给受灾的人们送去他们需要的一切。

网络、电视和现代通讯设施使日本以及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再遥远。人类其实是一体的。我们共同拥有这个地球。地球变暖的客观让我们迷茫。人类的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呢？两千多年前，屈原写下《天问》，想探究生命、宇宙、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两千多年后，我们仍然在探究，而且也不会有答案。地球变暖，如果有三年颗粒无收，据美国获得普利策奖的小说《道路》（the road， 作者Cormac McCarthy）说，人类就会自行残杀，蚕食彼此而活下去。世界的未来很不确定。只是我们都不愿意设想负面的未来。我们宁愿相信人类会找到活下去的路。

仙台的发生的灾难让我痛感人类的脆弱。人类是有想象力的动物。我们的想象力让我们创造了很多奇迹，却不能让我们控制无法控制的力量。自然灾难和死亡都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每个人都有一死，虽然我写下这样的话，我仍然觉得死亡离我很远，好像是别人的事情。我们被虚幻的感觉欺骗。一个朋友来电话，抱怨一件事。我回答，想想日本，什么都不值得抱怨。我们活着，是幸运，让我们珍惜我们的幸运，对任何人都满怀善意，就是对那深刻地伤害了我的人，我也原谅他们。因为也许明天不再，而今天我们却因为不必要的痛苦而浪费了时光。

旅行在路上，我读书，写字，散步，爬山。大河在窗下奔流，日常我跟谁都不说话，写我的字，上网，散步，与世隔绝。除了关心日本的灾难，我似乎什么都不想关心。而日本的灾难，又在我的些微的能力之外。我空怀着关爱，遥想仙台。

3/15/2011

伟大后的阴影：托马斯•杰弗逊

我终于来到了蒙特查洛（Monticello），来访问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的家和他最后的安息地。托马斯•杰弗逊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美国的建国之父之一。他的名言——“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到了很多中国人也常常挂在嘴边的地步。出于对美国历史的兴趣，对名人故居的好奇，对杰弗逊的敬仰，我来到我向往已久的蒙特查洛。


蒙特查洛Monticello是意大利语，小山之顶的意思。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这座房子座落在一座山之顶。是的，山顶上的风景和风光都无限，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茫茫视野。杰弗逊的房子座落在群山之中。山，是美国东部的山，不那么雄伟但群山起伏如波浪，森林茂密，蓝氤袅袅。天气非常好，温暖的初春，阳光明媚。春天总是让人觉得生活可以再次开始，虽然日本的大地震和海啸席卷了很多人的生命，再次证明生命的偶然和死亡的必然。

蒙特查洛是杰弗逊自己设计的房子和家。他出生在离这个房子不远的一个房子里，在山下靠近河边的地方。他的父亲是一个种植园主，所以他在父亲死后继承了父亲的遗产，有近五千英亩的土地上一百多名黑奴。他天资聪颖，接受古典教育，在他的时代，他学习科学，哲学和文学。他出生的1743年，美国还是英国的殖民地。他去世的那年，在他和他的朋友们手下，一个新的国家诞生了，他为这个国家描绘了很多蓝图。他去世那天正是美国的独立日，七月四日，1826年，他83岁。

参观故居的最大收获是可以窥见居住在其中的人的生活不被人看到的那面。拥有故居的人公众形象已经永恒。杰弗逊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他出现在我们每天都用的钱币上。他的思想构成美国的精神的一部分。独立、自由、政教分离、反对政府控制一切、人生而平等。

二十九岁的时候，他跟一个年轻而富有的寡妇结了婚。这个寡妇的丈夫留给她很大的一笔财产和土地。通过婚姻，杰弗逊的财产倍增 。不仅如此，婚后不久，他的丈人去世，他又继承了老丈人的土地和另外一百多名黑奴。因为那时女性没有财产继承权，所以一个男人可以不停地左右继承。通过联姻和如此的财产继承，他成为佛吉尼亚州第二大奴隶主。他拥有六百多名黑奴。

让我没想到的是杰弗逊也娶了富有的寡妇。美国的第一个总统华盛顿就是娶了富有的寡妇而成为更富的人的。杰弗逊也是如此。看来“爱情”在那个时代是一个神话。男人们都很精明，娶寡妇比娶没钱的女孩子值多了，人财两获。寡妇在那个时代看来是非常受欢迎的。十年的婚姻，他的太太生了六个孩子，四个死于童年，幸存下来的两个，一个也没有活过二十五岁。只有大女儿活下来，成为他生活的帮手，晚年帮助他管理蒙特查洛庄园。

蒙特查洛的建筑风格，是意大利和欧洲的风格，在当时是非常领导时代潮流的。杰弗逊先生显然是一个喜欢领导时代潮流的人。据说他到了法国，看到法国的生活方式，非常倾慕，所以他采购了很多法国当时豪华时髦的家具窗帘油画装饰品，带回了美国。从蒙特查洛这座房子里，我可以看到他的趣味。我猜他不过是一个乡下人，来到巴黎，被路易十四国王的豪华生活所惊呆，在1789年法国革命那年他回到美国，带回来的是他印象中豪华奢靡的法国。

他设计这座房子，不停地修改和改建这座房子。进门的门厅很像法国贵族的房子，拐进去就是他书房，办公室和卧房。他的床小的不可思议。我忍不住提问：杰弗逊有多高？六尺二，也就是1.89米。可是这样的床他能睡吗？讲解员说：过去的人们不躺着睡觉，而是坐着睡觉，因为担心躺着会使身体受压。我不知道我是否接受这个解释。床小得如一个儿童床。记得华盛顿睡觉的婚床也让我有这种感觉。他们睡在很不舒服的床上。我知道杰弗逊的太太很早就死了，所以他大概晚上是一个人睡，当然他的女奴是不是陪他睡觉，那就是历史黑暗的秘密了。

历史今天已经不是秘密的是他跟他的女奴有四十年的性关系。这位女奴的外祖母是从非洲掠夺来的黑人，在船上被船长占用后生下一个黑白混血女孩。外祖母带着这个黑白混血的孩子被卖给杰弗逊太太的父亲。杰弗逊太太的父亲在死了三个妻子的同时，跟这个黑白混血的孩子生了六个孩子，其中最小的就是这个后来被杰弗逊占用的女奴萨利。萨利是他太太陪嫁过来的财产的一部分，不过他结婚的时候，萨利还没有出生。萨利有四分之三的白人血统，因此看起来完全是个白人的样子。据说她非常漂亮。她怀杰弗逊的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不到十四岁。她去巴黎做杰弗逊的小女儿的保姆。不知在什么时刻，什么样的机会，杰弗逊收用了她。

一个女奴，十三四岁，面对一个比自己年长三十多岁的白人男人，她是否害怕还是真的爱上了自己的主人呢？她给杰弗逊生了六个孩子。她的后裔们十多年前争取自己的作为杰弗逊后代的权利，与杰弗逊太太所生的女儿的后代发生争执，最终科学家出面，做DNA测试，证明萨利的孩子的确是杰弗逊所生。这段历史公案才算了解。去年十月，我听广播，杰弗逊的后代，黑奴的和非黑奴的，都聚集在一起，现在他们已经认成是一家人了。

杰弗逊在太太死了后没有再婚。据说他的太太在临死前要求杰弗逊保证不再结婚。这是不是真的，我们不得而知。所知的是杰弗逊在太太死后，烧掉了他跟他太太之间的所有通信，他们之间是否相爱，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我不知道他的太太是否会跟他吵架？而他的太太，如果真的提出那么不合理的要求的话，我不喜欢这样绝对而自私的女人。而他跟萨利的关系，在他的日记每天记的经济账里，从没有出现过。他的确记录了萨利的孩子，他记录得清清楚楚，但是他从来没有记录谁是这些孩子的父亲。

“人人生而平等”，他说，不过他不相信黑人跟他是平等的。他甚至认为黑人先天愚笨，不值得受教育。他在报纸上反对奴隶制，可是他因为是大奴隶主，所以才富有，他也不允许他的奴隶解放。他一生唯一让走的奴隶是他跟萨利生的孩子们。他给了他自己的孩子们自由。他甚至没给他的性奴隶萨利自由。在他的故居的商店，我看到卖他的语录的招贴画，上面写着他的话：不要花你没挣的钱。而他自己一生喜欢豪华的生活方式，常常入不敷出，举债买东西过日子，负债累累。

也许每个人都是这样生活的：我们都矛盾重重，由于历史和现实，我们无法消解这些矛盾。伟人们也是如此，虽然这些矛盾和阴影并不能遮挡他们的光辉，但是，却为这些明亮的形象撒下阴影。对我来说，不崇拜任何人或神已经是日常，即使是伟大的杰弗逊，我来到蒙特查洛看到的也是明亮后面的阴影。我想象他的双重生活。他的好大喜功和豪华挥霍。他的秘密的卧室和对女人的身体的渴望。我们能指责他吗？我们有权利指责他吗？

我仍然喜欢他对人的权利的无条件的向往和对宗教的不屑一顾。 “我的邻居说上帝有二十个或者没有上帝。这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损害。既没有掏我的腰包，也没有打断我的腿。”我读了这样的话，大笑，觉得自己是他的同类。我喜欢这样的幽默和机智。

他还说:“基督徒的神是一个三头合一的魔鬼，这个神残忍、充满报复心、反复无常。如果一个人想更多地了解这个怒气冲冲的三头合一的野兽般的神，看看那些说为他服务的人就知道他是什么了。这些人只有两类：白痴或者伪君子。”这样痛快淋漓的话让我心花怒放。

他继续说：“我最近检验了世界上所有的所知的迷信，在我们特有的基督教的迷信里，我没发现有赎罪这一可能。所有的迷信都相似，都是建立在寓言和传说之上。成千上万的无知的男男女女和孩子，因为基督教的指导，而被焚烧、折磨、处罚和禁闭。这种强迫的作用何在？就是让一半人成为白痴，另一半成为伪君子，从而支持地球上的欺诈和谬误。”他不是开玩笑：“基督教是曾经照射人类的体系中最不正当的体系。”他预言：“总有一天，所谓耶稣以上帝为父，在处女的子宫中神秘诞生的说法，将与弥涅耳瓦从朱比特的脑中诞生的说法一样，被视为寓言。”

从蒙特查洛走下山，我路过他的墓地。我没有停留，如他所说：“我喜欢未来的梦想胜过过去的历史”。他是对的，我们活着就该花明天的钱，不然，省着给谁呢？

3/12/2011

下面是托马斯•杰弗逊关于宗教的我引用的原文。

The Christian god is a three headed monster, cruel, vengeful and capricious. If one wishes to know more of this raging, three headed beast-like god, one only needs to look at the caliber of people who say they serve him. They are always of two classes: fools and hypocrites.

I have recently examined all the known superstitions of the world, and I do not find in our particular superstition of Christianity one redeeming feature. They are all alike founded on fables and mythology. Millions of innocent men, women and children,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Christianity, have been burnt, tortured, fined and imprisoned. What has been the effect of this coercion? To make one half the world fools and the other half hypocrites; to support roguery and error all over the earth.

Christianity is the most perverted system that ever shone on Man.

And the day will come, when the mystical generation of Jesus, by the Supreme Being as His Father, in the womb of a virgin, will be classed with the fable of the generation of Minerva, in the brain of Jupiter.

I like the dreams of the future better than the history of the past.

在大自然面前，人渺小得不堪想象

今天是春假前的最后一天。我们提前上课，第一节课早上六点五十五分上。我五点多一点就醒来了。


昨晚上狂把下了一天一夜的雨突然吹走了。我上床的时候，听风吹着外面的树林的声音，好像自己在深山里一样。我想念群山，想念群山中的风声。就在这种想念中我睡着了，睡醒了，雨已经停了，风也停了。

我起床，洗澡，做咖啡。一边喝咖啡，一边打开电脑，没有上网，因为我不想让自己受到世界的打扰，而是直接到我要修改的文章上，开始看文章。我修改自己的文章，关于舒芜的女权主义思想的一篇研究论文。

修改了有半个钟头，穿好大衣，走出家。天已经大亮了，五点五十分。我开车去学校的路上，居然没有听广播。我在想什么呢？我不知道。我在想自己的文章，想自己写东西真是很慢，想今天无论如何要把文章改完，送出去。

我直接开车到我的教室去。到教室的时候，六点二十分。我打开电脑，看信。儿子的信：妈妈，日本地震，您快看。还有其他的四五封信。我打开学校的信箱，很多学校的事情。

不知不觉中学生们开始进来了。我问学生问题，闲谈。学生们纷纷说今天下课后他们就要回家或到别的地方去玩。人人都是要放假的心情。我们开始考试。学生们做卷子，我继续在网上浏览，这才看新闻。才看到日本地震的新闻。我看《纽约时报》网站，看到可以看录像，我点击，眼前的景色我惊呆了。

海啸席卷了海岸。汽车、船、建筑物都如一根稻草一样不堪一击。我震惊地看着海啸席卷，看着电脑画面里的不真实的好像是电影特技一样的景象。

学生们交卷子，走了，我还站在那里，任电脑自己播放一个又一个录像。我看见一辆汽车在海啸席卷之前行驶着，显然是在正常地开着车，可是海啸就在汽车的左面不远的地方奔来。我看见那辆白色的汽车突然停住了。我猜司机一定是听到山呼海啸般的声音，知道自己无路可逃了。在死亡来临的一刹，司机在想什么呢？他在想什么？

排山倒海，山呼海啸，席卷，人的弱小，大自然的力量。这是一个可见的时代，一切都像发生在眼前一样。我被画面中的海啸给震住了。

学生们来了又走了，我给他们考试。他们对我说，下了课，有两个学生要去巴黎，下午就走。一个学生要飞到加州去滑雪，其他学生都飞到各地去。他们谈论着明天和整个一个星期的计划。他们都兴奋着。

我的眼前除了地震和海啸，什么都看不见。

人如此渺小，如此没有力量。在大自然的面前，人，什么力量都没有。我们以为我们是地球的主人，可是在自然的力量面前，人却渺小得不堪一击。2008年四川地震，一瞬间内五万多人死亡。2004年的海啸二十万人死亡。1976年地震二十四万人死亡。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梦想，在大自然的摧毁一切的力量面前，什么都没有意义。

下了课已经十二点，我如一具行尸走肉一样回到办公室。一个学生来跟我谈上帝。我完全不想听上帝。我坐在桌子前修改我的文章。我木然地修改文章，我不知道饿，不知道饱，我还什么都没吃呢。外面多云。我抬头看见海军学院大桥。我想，如果海啸过来，这个大桥不堪一击。如果海啸过来，我就不用写文章了。

我把文章的最后一节读了两遍，把文章给编辑发过去。收拾东西，回家。进家门，我脱掉鞋，先烤了两片面包，一边看，一边吃，一边看电视。海啸扑面而来。吃完面包，我觉得自己冷得直打颤，躺到床上，我想海啸，好像能听到海啸的声音。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的春假开始了。明天离开这里。

3/11/2011

把女性推回家去：把历史车轮倒转

常常听人说中国人是健忘的民族，我以前还将信将疑，这次看了政协代表张晓梅的“三八女性提案：鼓励妇女回家”博文，真相信了。我猜张晓梅女士绝没有要倒转历史车轮的心，作为一个政协代表，我相信她真的是替“国家民族长久发展”在做“智慧的选择”，可是我仔细读了她的提案，怎么看，怎么都像是要把女性推回家庭，重新回到“男主外，女主内”的老路套路和旧路上去。


让女性回家去，这种口号不是什么新鲜的原创。中国历史，自有文字以来的历史，女性都是在家做工的，甚至是做苦工的，直到二十世纪初年，一些中国女性在进步男性的支持和合作下，要求参与公共领域，要求参政，要求参与辛亥革命，建设一个男女平权的中国， 这个历史才发生了变革。正是这些新女性的强烈要求和不屈不挠的行动与斗争，整整一百年前的1911年，新建立的中华民国承认女性的政治、工作、教育权利。可是这种权利的承认还在襁褓之中，袁世凯大总统就于1915年提出表彰“节妇烈女”，造成女性在刚刚发展的学校教育里的人数剧减，女性参政成为一纸空谈。理由就是：女子为国民之母，应该回家去教育小国民去。

1917年民国知识分子吴虞以妻子吴曾兰的名义发表《女权评议》一文，拦截这股反动潮流并为五四时代的新潮流开辟了航道。女性参与公共领域的权利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有意思的是，每当时代潮流滚滚的时候，女性总是被呼唤参与时代——在二十世纪里参与北伐，参与抗战，参与土改，参与革命等等。每当时代的潮流稍微安顿一点，老百姓的日子刚刚柴米油盐地正常，立刻就有人会出来让女性回家去，女性好像是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候补队，在公共领域内可有可无，甚至有她们是多余一样。

鼓吹女人回家的人，有男有女，常常打着让女人“更幸福”的旗号，把女人往家的大门里推，好像女人一走出家门，全体人民幸福指数就下降，“国家民族长久发展”就受到挫折，中国的未来就阴暗得让人痛哭失声一样。这样的事情，四十年代初的杂志《战国策》就天天念叨，认为女人是家庭幸福的根本，所以家庭是女人幸福的根本，部分妇女所以闹解放是因为要家而不可得。他们从“科学”上论证，以“生物平等”为论点，继续“母教为建国之本”的老调。幸好内战连绵，他们这套还来不及实施，革命就成功了。五十年代，妇女再次被送回家了，生孩子去了，做革命的母亲去了。张晓梅委员在另外的提案里强调要靠国家的强力，鼓励黄金育龄期的白领高学历女性早生孩子呢。

其实张晓梅女士稍微读读中国女性渴求走入公共领域的历史，就不会这么容易重蹈覆辙，也不会显得如此健忘。她说的话，别人都说过了，早就说过了，一点儿都不新鲜，听着都是陈词滥调。我猜张女士自己如果被劝回家，比如有人对她说：您最能发挥才能的领域是家庭——回家相夫教子，再生个孩子吧，您别教别人打扮了，就打扮自己好了，为了您的丈夫。张女士可能不会太愿意，可能会觉得自己大材小用，因为张晓梅女士没有考虑自己，她在考虑人类的一半，套用并改写诗人海子诗行：今晚她不关心自己，今晚她只关心人类。

其实，用张女士的话说，部分女人回家，根本的是“回归家庭有利平衡就业矛盾”——看来女人是中国就业问题或一切问题的根本，因为女性工作，抢了男人的饭碗，女人在外工作，顾不上家所以家庭不幸福等等，说到底，无论说得多么好听，多么关照女人，张代表的立场还是重复男性（以女性之嘴）念叨的老调，女人是祸水或问题之源，把她们推回家就一了百了了。这样的“厌女症”社会男权陈词滥调，我看不出有任何新意来。

2011/3/8

史铁生：死亡的可以承受之轻

一月四号是他的生日，如果他再坚持四天，他就整整六十岁。但是他没能够。所以我看到网站上写的是他五十九岁。一位著名的作家，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作家——史铁生去世了。我得知他去世的消息的这天是我的深夜。我还在网上，突然看到这个信息，有点吃惊，再看看消息里报道的他去世的时间。哦，在我得知消息的时候，他去世还不到十二个小时。

我从电脑前站起来，站在窗前，努力地想关于他的事，想怀念他。可是关于他，我所知的就是我看过的他的文字。我看到的他的第一篇文字，是当年在油印的地下出版的《今天》杂志上发表的，写的是一个残疾人跟街道工厂里的工人的故事。我当时刚刚上大学，专门学文学。这篇不同别人的写作风格的小说让我激动不已，如此亲近和自然的文字，如此好看的故事。那时的作家——革命时代我所读到的作家，我的同时代的作家还没有这样写的。（那时我还不知道林语堂、丰子恺等的散文，更不知道苏青与张爱玲的文字）。他当时用的是一个笔名。后来我读到了他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这篇文字里诗意的文字，自然的表达，淡淡的忧伤，使成千上万的读者感动异常。我亦如此。他的文字的自然亲切让我跟着他也在一个永远的埋葬了青春的地方遥望知识青年的乡村生活。我也知青过。我也怀念我曾经下乡的山村。当然，还有《我与地坛》。因为他的描写，地坛成为北京的名胜。地坛离我少年时代的家不远。他描述的地坛的阳光、树荫、蝉声和小道上的安静，是我少年生活的一部分。我应和他的感情，与他共鸣。

几年前的春天，因为多年没看他的作品了，我特地借来他的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来看。我看的时候，非常吃惊。这部小说的语言怎么上气接不来下气，非常不顺。故事更是莫名其妙。小说要探讨的是性与爱情的关系，但是很多性描写写得很不高明，甚至低级。我吃惊地看着手中书，不相信这是史铁生写的。小说想探索灵与肉，性与灵，性与肉的关系，但是因为作者思路的混乱，读者也跟着混乱。混乱成一团，我把小说放下来。

我当时想，这就是优秀中国作家的局限。在一个思想资源既过度开发也极度贫乏的文化里，中国长不出真正有思想的作家。中国的儒释道三家思想都过度开发了。而当代思想又都是从翻译西方过来的。中国的思考者大多看不懂别的文字，他们吃的粮食都是别人嚼过的。在这样的思想资源里，史铁生想用小说做关于性与肉的思考，怎么能期待史铁生写出真的有深刻的哲学内涵的作品呢？记得当时我也正在看英国作家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k)的作品。默多克是哲学家，牛津大学的首席哲学教授，她的道德哲学思想对当代伦理哲学影响有巨大的影响。她的小说， 三十多部，大都是谈到哲学和伦理的，写得非常好。相比之下，我放下史铁生，看默多克了。

但是我并没有放弃阅读史铁生。2006年回中国，我特地买了他两本书带回来。第一本是他的《记忆与印象》（2004年），第二本是《务虚笔记》（最新修订版，2004）。我带着这两本书，从中国回到美国，我下决心再读史铁生，毕竟，我仍然非常喜欢史铁生的文字。他的散文，在我年轻的时候，让我曾经强烈地共鸣过。

我读《务虚笔记》。这本书跟《我的丁一之旅》有很多重合。因为里面的人物纷繁，我读起来很费劲。里面人物的名字又都是ABCDEFG，也让我费解。性，性，性，里面有那么多的性，性得昏天黑地，显然作家史铁生是铁心要弄明白性的意义了。里面的人物莫名其妙。“性乱的历史，除去细节各异，无非两种：人皆知的，和少为人知的。”（325）比如主人公之一“诗人”，有很多女人。这些女人“都对他说：你到底最爱谁？每一个他的情人，都对他说：你可以爱别人，但是你要最爱我，她们众口一词。最爱我，或者离开我。否则，你应该已经懂了，我怎么能感到哪一个是我呢?”(316页)。这样非小说的语言和描述，我看了半天，很想决心看下去，但是倍受挫折，最终还是把书放回了书架。我想，大概我也已经过了看这样的故事的年龄了——我实在不爱看当代中国的任何长篇小说。

就在得知史铁生去世的消息这个夜晚， 我再次走回书架前，把这两本书拿下来，放到我的桌子上。我下决心以看他的书的方式，来纪念这位我的同代人的作家。我把《务虚笔记》翻开，几次翻看，读了几页，读不下去。不过此次重读，里面的很多故事我开始明白了。很多文字也不是那么刺目地莫名其妙了。但是，我还得承认：这本书我还是看不下去，还是觉得里面有很多好的段落，但是大的框架和思想都莫名其妙，史铁生的这部作品，超出了我的阅读耐力和限度。

于是我捡好读的读。我再次打开《记忆与印象》。我很喜欢这本书。这是一本容易读的书，一本史铁生的书。语言纯洁，充满诗意，富有感情。这本书收集了他的最好的散文作品，包括《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我与地坛》、《老屋小记》、《我二十一岁那年》等。里面出色的散文有很多篇，比如《孙姨和梅娘》这篇也极其出色，虽然影响没有另外几篇大。其他的描写人物和景色的文字，也都好看。我再次一口气就把书读完了，用了整整一个下午，一直躺在沙发上，读到天黑。

黑暗中我合上书，把书放在胸前，躺在那里感受史铁生的文字给我的印象和滋味。史铁生是一个出色的散文作家，一个短篇小说家，因为短篇的文体与散文更接近。但是他的长篇小说，我却不敢肯定。也许我没有达到他的高度，还看不出他的长篇小说的好处来吧。史铁生是一个富有同情文字也非常纯净的作家，这样的中国作家在当代男性作家里不多。中国当代男性作家的文字达到他的感情强度的人不多，（女作家里有一些，但是装腔作势的太多）。他的文字情感含蓄，深沉而丰富，细微而柔软。他的语调总是有一种独白性。把他的散文放到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写作的历史上看，他也有自己的特色和贡献。

史铁生是中国的“知青文学”的第一批写作者之一。他对“清平湾”的描写，是那一代上山下乡的知青回身顾望青春与那个贫穷的世界的目光的诗意表达。“上山下乡”运动是革命的一个怪胎，把几十万没有乡村经验的年轻人送到偏僻的乡村，对他们的意义是什么？史铁生给我们看到的是乡村的诗意的那面，是离开乡村的城市人对乡村的淳朴的怀念，是青春不再的人对青春的单纯的美丽的怀旧。

史铁生本质上是一个北京作家。他写的地坛，胡同里的故事，文革初期胡同里的热闹与革命，悲哀与丧失，标志着北京这个地域的特殊给文化。与王朔等北京作家不同，史铁生又是一个“平民”作家。他写的故事只能发生在北京的一个普通的四合大杂院里，却不是发生在军队或机关大院里。史铁生的所写的北京，是一个改革开放前的北京，是古老的北京。这个北京，只能存在我们的怀旧里了。史铁生代表着这种无边的怀旧。

史铁生的文字是一个诗人的文字，非常适合怀旧。他的最好的文字，都与怀旧和记忆有关。他的散文读起来，都像是一个安静的人的内心独白。而他，又以中国古代以来的文人情怀，那种淡泊明志般的情怀看待过去和记忆，他的文字因此如深沉的独白打动读者。我们谁也超不出时代，史铁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怀旧的精神代表。也许因为他一直坐在轮椅里，他的内心世界——回忆的世界就是他的主要或唯一的世界，所以他的怀旧的文字带来的往事，让我们沉迷，好像成年人走在小时候放学回家的路上。

史铁生去世了。他是这代人成为写作者，成为知识分子，成为知名的艺术家中的第一个走进死亡的大门的人。那个门将收拢我们所有的人，每一个人，但是他是第一个。他去世时还差四天就是六十岁。而六十岁的人，在过去肯定算是迈进老年的门槛了。但是史铁生没到六十岁，他永远不会迈进老年的门槛。他永远以年轻而安静的姿态，回忆更年轻的消逝的时代。他的文字将活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里，我们将永远记得《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我与地坛》这两篇散文的题目。他跟我们一起青春过，他带着我们一起回忆，回身遥望我们童年和少年的身影。

为此我深深地感谢他。他的去世，我没有个人悲痛，因为我不认识他，但是我有兔死狐悲的悲伤。每个人的死，都是我们整个人类的存在的短暂性的证明，人类生命脆弱的证明。这是让人绝望的，让人悲伤的。但是，我也许不必过于绝望和感伤，因为史铁生说：

“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地耐心地等我。不知什么时候它就会站起来，对我说：嘿，走吧。我想那必是不由分说。不管什么时候，我想我大概仍会觉得有些仓促，但不会犹豫，不会拖延。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说过，徐志摩这句诗未必牵涉生死，但在我看，确实对生死的最恰当的态度，作为墓志铭真是再好不过。”

这是《 记忆与印象》的第一篇散文中的第一段和第二段。这个下午，在史铁生去世之后的这个下午，我重读史铁生，打开书就是这段文字。我好想听见了史铁生的话，好像听见了他的内心独白。而我，分享史铁生对死亡的预感和感觉。也许，“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正因为如此，死亡，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的可以承受的“轻”。

3/6/2011

春天的郁金香

有几年的时间，我在家里把梵高的画变成现实，房前屋后种满了鸢尾花。蓝色的、紫色的、金黄色的鸢尾花开在房前屋后，长得比膝盖高，到处都是，从初春开到夏天。我们的房子的四周看起来就像是一幅连绵不断的梵高的油画。

鸢尾花实在太容易生长了，不用管也照样长得生机勃勃，因为是根状植物，属于自己顽强生长的那类。每年的春天它们自己从地上爬起来，站直了，就开出缤纷的花朵。所以我的种花的兴趣就转移到了玫瑰和蔷薇。玫瑰的特点是花朵高贵，浓丽而尊贵，蔷薇则有种平民的喜悦。沿着家里的小路，我种了几十株玫瑰。结果那年初夏玫瑰盛开，我天天早上起来就去看玫瑰，给花朵加各种肥料，玫瑰好像回应我的期待，开得万紫千红。

可是夏天到来了。我去了中国。从中国回来一看，我的玫瑰都成了秃枝的灌木。我很惊奇，原来是附近的鹿群发现了我的玫瑰。他们天天跑过去啃玫瑰的新芽，玫瑰花瓣沾在他们的嘴边，他们边跑边衔着玫瑰花看着我。老伴说：没有办法。鹿喜欢吃玫瑰。我也无奈。玫瑰三年左右就要换新的根，我的玫瑰苑基本上是长出来就被鹿吃掉。特别是每年夏天我一 回中国，玫瑰就不再存在了。于是我放弃了玫瑰。

我渐渐地放弃了花园。我只给草浇水。我喜欢每天给草浇水，好像浇水是我的天职一样。我还买很多草的食料，给草加食料，让草长得茂密。我只种草了，其他什么花都不种了。从种花到只种草，我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后来我离开了老屋，离开了家，买了一个公寓。我的公寓里什么花都没有，只有几十根干的树枝，是我从阳台下面长上来的树上铰下来的。我把这些干干的树枝插在一个瓶子里，这是我的房间的唯一的与植物有关的装饰。我什么花都不买，什么植物都不买，因为夏天我回中国回家，一去就是三个月，公寓里要是有植物，也都会干死了。所以我现在住在一个没有植物的环境里。我居然习惯了。

我没有宠物，没有植物，没有任何需要我分心和照料的人或物。要是想看树，我就站在窗前，看外边——外边的树都光裸着黑色的树干。今年也没有下什么雪，树林里黑黝黝的，万木萧条，人生如落木。前几天爱节，我回到家，家的门口有人给我送来了玫瑰，还给我送来了一个盖着盖子的塑料盆。我把这两个礼物放进房间，打开塑料盆的盖儿，我一看，乐了，原来是一盆一分钱的硬币，攒了好几年的硬币，老伴给我快递过来了，作为我的“情人节”的礼物。我大笑。

玫瑰在我的桌子上，真的让我的小公寓满室生辉。我都忘了家里有花朵是这么可爱了。真的，这几年我渐渐地对什么都没有热情。最近身体不好，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苟延残喘地活着。这些玫瑰点燃了我对花朵的热情，所以上个周末和这个周末，我去买花，买来了两种郁金香，还买来了花盆。我把郁金香种在花盆里，把花放在房间，我的房间里有了春天的气息。

今天下雨。我看着这两盆朝气蓬勃的郁金香，好像开始热爱生活。

2/28/2011

绘画绣花与告别革命

经过一个世纪的革命，极度激进革命，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很多知识分子都有了共识：要改良不要革命（李泽厚语）。两位在短暂的革命后只好离开中国的八十年代代表性知识分子刘再复和李泽厚先生来到美国，从这个不同的大陆回望中国的时候，他们共同写作了一本书：《告别革命》。这是他们的对话集。在这本对话里，他们的思考代表了二十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我觉得这本书很值得一看。因为他们对二十世纪中国激进革命的反思，代表了我们大多数人的感觉到的却未必深刻思考的东西。


要改良不要革命；要英国式的渐进的制度改善，不要法国革命的疾风暴雨；要康有为梁启超，不要孙中山；要理性而不要群体的激情。刘再复陈述：“我们否定“革命神圣”的观念，否定革命乃是“历史必然”（历史必由之路）的观念。我们认为，历史总是提供革命与改革两种选择的可能性，不是一种可能性。而中国一百年来，从辛亥革命开始总是选择暴力革命的办法，并把它视为唯一合理的办法。但是，历史经验证明，这种办法付出的代价过于惨重，后遣症太大。这种后遣症包括流血革命后的再流血和流血的阴影长期无法消除，因此，要嘛就内战不休，要嘛就是胜利者在流血阴影笼罩下神经脆弱（思识形态极端脆弱） ，生怕失败者复辟而人为地夸大敌情，继续制造阶级斗争的灾难。”

在《告别革命》这本书今年的新版（第六版）的序言中，刘再复还说：“‘改良’并非投降，它同样需要各种必要的甚至是激烈的斗争，但决不是那种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流血的‘革命’。实际上，‘改良’比‘革命’更艰难、更复杂、也更需要坚忍不拔的韧性。”

我认为刘再复先生的总结说出了一代人的心声。我们都不再希望中国有革命，而希望中国有改良。刘再复先生写这段话的时候，是一个多月前，（2011年1月15日）。我阅读的时候，同时看中东的新闻。突尼斯革命，埃及革命…… 革命这个词突然成为每天的子弹，打在我们的耳朵里，打在我们的心上。

北非和中东本来是离我很远的地方，我对突尼斯、利比亚这样的国家中的人民，根本就没考虑过他们的日常。不久前我看电视上的食品频道，谈中东的食物，我馋得直流口水，这是我对那个地区的最大的兴趣：他们吃什么好吃的？我好朋友刚尼来自摩洛哥，但是我对摩洛哥的印象却是好莱坞电影《卡萨布兰卡》中的无比浪漫。所以，当革命成为那里的主旋律的时候，我在家中，非常冷漠。我说：我曾经在那里，我不相信人民，我不相信集体的疯狂，我不相信集体的情绪。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们居然成功了。当然成功后的道路还很漫长，这些人民能否走好通往民主的路，我真的不知道。鉴于我的对群体的不信任，我对制度改革的过程复杂和漫长的理解，我对任何说领导人一倒台，生活就变好的担保都根本不信。我冷眼观看，袖手旁观。不过回身看看自己在国内的博客自留地，居然怎么也上不去了。我自己上不去，在国外的或港澳的任何人都上不去。 国内的人还感不到我上不去，甚至网络的主人都说，上得去啊，从国内上得去，从国外看不见也上不去。

前年回中国，我的朋友诗人孙文波说：“沈睿，现在的中国是盛世啊”。我相信他的话，我也相信自己的观察。真的，中国这过去的二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两百年来最好的二十年。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我也这么认为：任何人权运动的根本：黑奴解放运动、女性运动、民族解放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时期，我希望的是这个时期继续保持下去，继续下去。

今天早上我收到一个朋友的电子信。他在信中对我说：“革命的确不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了。”我点头，我完全明白。我把一直做局外人的昆德拉看成自己心目中的榜样，而不是积极介入的哈维尔，虽然我也很喜欢哈维尔的书和作品。朋友说：“我还是相信渐渐改良的，这个社会毕竟在改良中”。我亦同意他说的。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而我非常喜欢请客吃饭，喜欢做文章，也喜欢绘画绣花。所以我一点儿都不喜欢毛泽东。我们从革命到告别革命到就是喜欢绘画绣花的过就程是钟摆一样的摇动的历史过程。只是我不知道，或许大多数人都不知道，钟摆什么时候再摆过去，而我，今天希望钟摆暂时停在这里，让我们请客吃饭写文章绘画绣花吧。就是我熟悉的自留地上不去，让我有点沮丧。

3/1/2011

冬天的短连衣裙

我不喜欢美国总统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的服装与风格，虽然上期《时代》周刊有一篇专门的文章，专门的十几张照片，极度赞美第一夫人是美国时装潮流的弄潮儿和领风格的人，并把米歇尔说成“美国下一个超级时装模特。”我在家里看杂志，仔细看每一张照片，其实这些照片过去已经看过，还是再仔细看，不满地嘀咕：“这简直是怕马屁的文章。我觉得米歇尔的衣服根本就不好看。穿在她身上也不好看。” 老伴不同意我，理由却是：“我喜欢米歇尔，我根本不看她的服装。”


我白了他一眼。是的，男人们一般不会看米歇尔•奥巴马的服装，可是女人们呢？我们看。我必须承认，我不但看杂志，我几乎每天都会上著名的Huffington Post 网中的风格栏（http://www.huffingtonpost.com/style/ 看时装报道。这个网里，米歇尔每天穿的衣服都会有报道。我几乎知道她每天穿什么。这个网站报道很多有名的人物的衣服，我基本记不住名字，但是米歇尔的名字和衣服，我几乎天天看，记得清清楚楚。在奥巴马刚当总统的时候，我差点没给米歇尔写信，自动要求做米歇尔服装的参谋。奥巴马总统就职典礼上米歇尔的衣服，差点没让我惊讶得下巴掉下来：这么难看？这叫什么风格啊？我在网上看她的照片，难受得龇牙咧嘴，为她。

米歇尔的衣服还是美国新闻的要点之一。就在《时代》周刊报道米歇尔是怎样领导时装潮流的当天，晚间新闻报道说米歇尔那天在某个电视节目中接受采访穿的连衣裙是在H&M买的，才三十五美元，又便宜又美。我因为刚刚念完手中的杂志报道，刚刚在网上读了米歇尔的新裙子的消息，电视上又是这个消息，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很奇怪，米歇尔的服装成了全美国的最关注的问题，而此刻，非洲的苏丹正在分裂成两个国家，很多贫穷的苏丹人连饭都没有的吃。再说，说真的，米歇尔不是大美人，可是全美国都装作她是大美人的样子。美国社会要改变认为黑人不美的这个偏见，简直是走过了头，天天赞美米歇尔何等漂亮。米歇尔因为是黑人，谁敢说她不美？希拉里•克林顿当第一夫人的时候，右翼势力恨希拉里，把希拉里描绘成恶魔。现在右翼势力不敢说米歇尔不美，因为这牵涉种族问题。我想着，嘿嘿嘿地笑起来。

我非常关注时装消息，时装照片。但是影星的时装我一般不太关心，影星们因为是靠身材脸蛋吃饭的人，她们穿什么，我都不感兴趣。而且看多了，这些影星穿得都大同小异，光胳膊露膀子，与现实无关，我看看，好看，让我眼睛高兴而已。我关注时装，特别是一般人的服装，因为在每个人穿的衣服里，我看到人们对自己的想象，所以我很喜欢看别人穿的衣服，从这个角度理解这个人。我从时装照片和消息里，也感到时代的脉搏。

这两年冬天的裙子越来越短。从前年开始，Lord&Taylor商场里面的冬天裙子就越变越短，今年就一水儿地短了。我自己的连衣裙大概是受这股短风的影响，（根本的是因为买不到长裙），也随着短起来。去年今年这两年买的裙子都是短连衣裙。昨天是爱节，上个周末我去商店给自己买礼物，买的还是短连衣裙，真丝绒的黑色双层短连衣裙，冬天穿的。回到家，穿上给老伴看。他摇头：“还是同样的，你到底有多少同样的裙子啊？”我说，“根本不一样！每条裙子都很微妙地不一样。”他继续摇头：“我看都一样，好像你要参加丧礼，都是黑色的。”我也摇头，不理他。不过他这么一说，我站在衣橱前数数我的短连衣裙，天，竟然有十一条。也许他是对的，这些都是从去年到今年买的，怎么从远处看，都差不多呢？不是黑，就是灰，都是没有过膝的短连衣裙，虽然每条在我看来都不一样，因为不一样的地方是领口啊，袖子啊，颜色的深浅啊，但是，都是短连衣裙，这是真的。

我仔细看自己的裙子。那条特殊的中间是红色两边是黑色的，是去年八月在纽约的“第二十一世纪”买的，那是一个专门买减价服装的店。其他的都是这两年的秋冬在商店里减价的时候买的。最贵的一条是在伦敦买的，那是2009年的秋天在伦敦的Marks & Spencer买的。（七月在伦敦，知道我说的店）。我那天逛了半天街，想，无论如何得买点什么，就买了一条我平时根本不会花那么多钱买的连衣裙。想来买这些裙子的过程，往往不是买衣服，而是买别的。比如一个孤单的下午，我会去商场买一件裙子，让自己高兴起来。一个落寞的周五的晚上，我会去商场逛逛，又买一条裙子，安慰自己。所以这些裙子站在衣橱里，是我自己跟自己在一起，度过很多孤单的时光的结果，并不是自己需要这些衣服。

这两年的短裙有向六十年代回归的感觉，虽然六十年代杰奎琳•肯尼迪所代表的短裙子的时装潮流跟现在还是有很多不同。我喜欢杰奎琳•肯尼迪的服装，一般都简单而美，颜色也非常适中。我每次看她的照片，都是看她的服装。今日的短裙子大多没有她的服装的那种简单的美。时代的风潮就是这样来回变换的。我们这个时代的短裙子，有过多的装饰，显得有些不伦不类。我一直厌恶过多的装饰，对那些花边变换等等不感兴趣，所以我买的裙子往往都是最简单的，穿起来也非常容易的。一条裙子，一件上衣，一双高筒靴，这就是冬天我去上课的装束。

女性的裤子，穿起来不容易好看，因为需要相配的上衣。选择上衣非常复杂：衬衫的样式，领子，颜色，西装外衣的色彩等等，比选择裙子要复杂得多，我因此不喜欢穿裤子，因为厌烦要花很多时间调配上衣和裤子的协调。穿裤子，我只有在穿套服的时候才穿，这样自己不用调配，买好的一身，西服上衣和裤子，穿起来很利索，也干练。有一段时间我喜欢买真丝的上衣，可是我穿起来，怎么也不好看，现在也放弃任何衬衫。于是我的选择就剩下连衣裙。过去很多年春夏秋冬我都是穿长裙。今年冬天我长裙基本没穿，大概只穿过一次，是一件红色的长裙，薄呢的，其他的日子都是短裙。

短连衣裙对五十岁以上的女性来说，穿起来显得年轻矫健，所以我建议五十岁以上的女性穿短连衣裙。短连衣裙给你一种青春活力的感觉。我觉得青春的活力是感觉出来的，只要你感到自己的青春，你的青春就在，因此，我现在很推荐短连衣裙，特别是简单，利索，优雅的短连衣裙。再配上一双高筒靴，前后左右看都显得步履轻盈，别忘了围一条色彩不同的丝绸围巾，在这臃肿的冬天，你就是青春的飒爽。多好啊！

2/15/2011

库切的《羞辱》：时代的还是个人的命运？

《羞辱》是现在已经成了澳大利亚公民的前南非裔作家约翰•库切于1999年出版的小说。小说出版后，好评如潮，西方各大报纸杂志，特别是著名的书评杂志都发表了评论，小说也于当年获得英国书奖（布克奖），第二年（2000年）获得英联邦作家奖（Commonwealth Writers Prize）。但是南非人权组织对这本书却相当愤怒，认为这本书带有很强的“种族主义”色彩，因为作品表达的种族关系是重复传统的“黑白对立”的概念。中文版的“Disgrace” 被翻译成了《耻》，于2003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2008年，澳大利亚把这部著作搬上银幕，电影基本表达了小说的让人心情压抑的情调，但是复杂的内心斗争被电影这个形式本身给忽略掉了。与书相比，电影永远是粗略的艺术。

昨天我在家看完了这部电影，忍不住把书从书架上取下来再次读，一读就放不下。库切的英文表面上非常简洁，干净，但是张力却在不言中。这是第一句：“For a man of his age, fifty-two, divorced, he has, to his mind, solved the problem of sex rather well." （对一个他这种年纪的男人来说，五十二岁，离了婚，他以为在他的心里，他已经相当好地解决了性这个问题。）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打开这本书，看到这句话时的震惊。这样开头的一句话后面将可以发生多少故事啊！是啊，他以为他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显然，他没有解决，即使一个人五十二岁了，即使一个人离了两次婚了。而他的全部的问题以及生命的转折，都是因为这个性的问题。

他以为他的安排完美无缺。为解决性的问题，他与一个妓女，一个黑白混血的美丽的妓女一个星期见面一次。但是一次偶然他见到了这个妓女和她的孩子们，这个妓女决定结束这个关系。而他却不能接受这样的结局。在他的心中，他和妓女的关系不仅仅是身体的关系。可是是什么关系呢？他雇佣侦探去跟踪这个妓女，他要发现什么呢？从一个妓女身上，难道他要比性更多的东西吗？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到底要的是什么。而这个妓女却不希望跟他有更多的关系，不再继续这个关系。

被拒绝的痛苦与无比的孤独，他也许他要的别的，但是他此刻却只想要性。他在南非首都开普敦的一所技术大学里教文学，研究的方向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他那时正在写作一个有关拜伦的著作和歌剧。他一边想象浪漫的拜伦，一边活在自己毫无浪漫的孤独的没有任何人关心他他也没有人可关心的生活里。他看中了他的一个学生，年轻漂亮的学生。这个女学生被教授的殷勤搞得心情不安。她太年轻而不知道怎样说不。她也有点喜欢玩火，毕竟一个年龄大的成熟的男人，这个人——她的教授跟她调情，她既受到吸引，也感到不知怎样做好。就在这种心下，她躺在了教授的身下，但是她并不享受这种关系。

这位文学教授，戴维•卢芮，被学生的年轻芬芳的甜蜜的肉体吸引住了。他以为他找到了他要的东西，他根本不了解这个女学生是怎么想的，他就开始真的掉进去了，居然想象与这个女学生有一个未来。出乎他意料之外，这个女学生不但有男朋友，而且也根本不回应他的追求。女学生的男朋友最后忍无可忍，把这件事上告给学校。戴维以性骚扰被学校审查。他本来可以承认错误，担保以后不再犯而保住饭碗。但是他一如既往，以傲慢的逻辑——他在以往的生活中一直都是以傲慢的逻辑生活，在审查委员会面前，表现得非常傲慢，还自以为得意，不停地想到拜伦，好像自己是一个浪漫主人公一样。他被学校开除公职。毕竟，南非的大学是西方大学的一部分，西方的大学当代已不容忍性骚扰。而他却沉浸在自己的傲慢里，与现实脱节。他自取其辱，被迫离开学校。他对性的追求，真的是追求“性”吗？

他茫然地来到跟他几乎没有什么关系的女儿露茜在一个偏僻的山区的的农场里。女儿露西是他第一次婚姻的结果，女儿是同性恋者，素食者，跟他关系从来不密切。女儿的伴侣已经走了，她一个人住在这个荒凉的小房子里，靠卖自己种的花和菜在当地生活。他对女儿的生活不理解。（他其实从没理解过任何人，包括他自己）。他试图帮助女儿做日常的事情，包括照顾收集流浪的狗等等。可是出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三个黑人男青年突然闯入他们的家，打伤了卢芮，还给他身上浇上酒精，放了火，强奸了女儿。女儿遭到侮辱。

卢芮气极了，他要女儿到警察局去报案。女儿不同意。女儿的报案只谈了抢劫，却只字没谈自己被强奸的事情。卢芮不理解女儿的决定。女儿对他说：这完全是我个人的事。如果是在别的地方，别的时间，这可能是一件公共事件，可是在“这个地方，这个时间，这只与我个人有关，是我的私事。”“这个地方是什么？”“这个地方就是南非。”

这些故事发生的背景是1994年南非废除种族隔离之后。这样的背景下，女儿的话有其他更多的含义：时代变了。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南非的黑人与白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女儿的话也表现出她对南非的政府的完全不信任。事实上她是有道理的。当警察局通知卢芮去认领他的被抢劫的汽车时，警察给卢芮的是一辆别人的破汽车，早就放走了抢劫和强奸犯。卢芮面对这样的效率，气得更加不可忍受，但是他也无计可施。他去找与女儿共同住在农场的黑人佩特洛，想谈谈这个事情。佩特洛过去是女儿的雇工，现在已经变成了跟女儿共同经营农场的人，并逐渐成为这个农场的主人。佩特洛根本不觉得强奸等等有什么了不起，认为没关系。而且，事实是，强奸犯之一是佩特洛的妻子的弟弟。佩特洛说：我要保护我的人民。卢芮无法理解这种佩特洛的逻辑。女儿表面上看，似乎一如既往，但是在她的内心，有什么东西完全被打碎了。她陷入无边的忧郁症里无法拔出来，同时拒绝父亲的任何帮助，甚至指责父亲的到来给自己带来麻烦。

历史、政治、种族、个人：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性别关系已经发生根本变化，过去习以为常的师生性关系，现在是学院里的大忌；南非刚刚废除种族隔离，过去的黑白关系被颠倒过来，过去可以随便欺辱黑人的白人，现在被黑人欺辱；过去警察可能会逮捕抢劫强奸犯，现在警察跟他们沆瀣一气。过去 一个大学男性中年教授可以有家有业，现在他独自一人，世界上没有人爱他，他也找不到。，过去卢芮可以勾引女人，现在，他的苍老的面容和身材，都对女人不再有吸引力。卢芮面对时代的、政治的、种族的、个人的变化，既没有准备，也没有能力跟随这些变化。

这本小说因此成了各种各样人在时代末的精神画像：过去是统治精英的男性知识分子面对性别关系变化的时代，他们不知所措而自取其辱；过去是统治地位的白人面对种族关系变化的时代不知所措而无法抗拒侮辱。如同这个荒凉的穷乡僻壤的小镇上的兽医站一样：这里的唯一的一个是兽医，一个中年女性，她其实不是兽医，她的工作是给流浪的无家可归的狗注射，让他们早日获得永眠。卢芮帮助这个中年的女兽医工作，跟她发生性关系。完事之后，他躺在她的身边，他不理解地思称：在那个甜蜜的年轻的肉体之后，这就是我所能有的？这个胖胖的身体，我得习惯这个吗？或者比这还差？

卢芮无法理解这个什么都变了的世界。他回到开普敦，来到被迫与他有关系的女学生的家，他感到良心自责，希望取得这个家人的原谅。他在想什么？难道这个女孩子的父亲能原谅这个年过半百的老头的肆无忌惮？卢芮对这个世界毫无了解——他过去可以毫无了解而保持自己的地位，今天他毫无了解就是自取其辱。女学生的父亲当然毫不原谅他：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是白人，你以为你是教授，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卢芮没有得到他以为要得到的原谅，开车回家的路上，遇到妓女，突然发现：原来性是很简单的一件事，而他一直苦苦寻找的并不是性，而是性之外的他无法描述的东西。回到家，他的家已经被抢劫犯光顾过了。他甚至都没给警察打电话。他再次回到女儿的农场去。

女儿怀孕了，那场强奸的产物。女儿坚持不做人工流产。为了保持体面并让社会接受这个孩子，女儿居然同意跟佩特洛结婚，做他的第三个妻子。（佩特洛是穆斯林）。面对这样的羞辱，卢芮更不理解地问女儿：你爱那个孩子吗？“不，我怎么能爱？”女儿坚决地回答，“但是我会爱的，爱会长的，相信大自然母亲的规律。我决定做一个好母亲，做一个好人。”卢芮人生第一次也决定不做一个自我中心的傲慢的人，他表示支持女儿。也许他跟女儿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终于有了一点共同的理解：羞辱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他回到兽医那里，从笼子里拉出那条一直跟着他在一起，给了他很多快乐的狗，让兽医结束这条狗的生命。兽医正要结束这天的工作：“刚才的不是最后一条吗？”“还有一条。”“我以为你要让它再活一个星期呢？你要放弃它吗？“Yes, I am giving him up (对，我放弃)。”

这是书的最后一句。我合上书。

羞辱——disgrace，到底谁引起 了羞辱，谁承受了羞辱？在自己和他人的羞辱中，我们怎样生存下去。女儿对父亲说：“你不懂，时代变了，你知道吗？我们只能这样活下去。”只能在羞辱中活下去吗？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了，那些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中沾了便宜的白人，等待他们的只有羞辱吗？自1994年种族隔离以来，成千的白人被当地的黑人杀害了。大批的白人离开了南非。作家库切也是一个。他最终加入了澳大利亚籍。

我们都是被时代潮流裹挟的人，无论你明白还是不明白。无论你是考虑他人还是只考虑自己。这本书是一本阴郁的书，一本沉重的书，一本没有什么光明的书，因为到最后，我们每个人都要放弃——只有死亡才不放弃我们。书中的主人公并不值的赞美，他们都活在自己的错误里，自己的对世界的看法与想象里。作家库切对南非在种族隔离废除后的现实显然是非常悲观的，他没有粉饰一个没有种族隔离的社会，他对处在这个转折点的白人，特别是曾经是白人中的统治阶级的白种男人，也不抱什么同情，但是他也不是无动于衷。小说中的每个人的命运，似乎是个体的，也是群体的，我们都盲目地走向自己的命运，我们都摸着黑走，走一步是一步，谁能知道明天？

多年前我曾经写过一首诗，诗中我这样说：

我以为我握住了你的柔情，而夜潮

来临，波中卷走了你，卷走了一场想象。


此刻我手中只剩一副骷髅，是我自己的。

我把它托付给我自己。我不能再活一次。

此刻我突然想起自己的这首诗，是的，谁能知道哪天我们突然说：I am giving it up.

2011-02-27

孩子的香味：庆祝小卡妙的诞生

卡妙在我的博客里写小卡妙诞生了！我高兴地微笑，想象那个一团肉乎乎的婴儿，好像能闻到婴儿的奶香和他的小皮肤的新鲜的香味。我总觉得婴儿有一种特殊的香味，那种香味如此鲜嫩，如此美好，如此甜蜜，只有全身心地抱过孩子的人，才能体会。


我喜欢把脸埋在孩子的身上，闻孩子的香味。隔着千山万水，我想象小卡妙，想象他的样子，想像他的香味，心里的笑意漾到脸上。哦，亲爱的，你的爸爸叫什么名字？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卡妙的名字。卡妙，是他在我的博客里留言的网名。

这就是神奇的网络！小卡妙出生在一个网络成为日常的世界里。他的将来会是什么样呢？我相信有一个心灵如此美好的父亲和母亲的小卡妙，一定会成为一个心灵美好的人。小卡妙，我祝贺你的诞生，也祝你茁壮成长！

同时，我也祝贺你的爸爸妈妈成为了“爸爸妈妈”。成为爸爸妈妈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这个阶段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多么重大，让我们成为一个无私的人，成为懂得爱的人。小卡妙的生命，比我们大人的生命更重要。为了孩子，我们每一个父母都能做出无私的牺牲和奉献。孩子，让我们懂得爱的深度——深得不可测量。所以，成为父母是在学会爱。

孩子的成长是缓慢的。从我的经验看，你一定要学会耐心。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是一个没有耐心的妈妈。现在我后悔不及。小卡妙的爸爸妈妈，你们一定要耐心，对孩子的成长耐心。这是千万切切记住的。

小卡妙，我无法想象你的未来。半个世纪的人生，让我对世界的变化瞠目结舌。相信你的未来，世界的变化一定比我这一生变得还快。世界在加速地变化着。可是，无论世界怎样变化，人性的根本是没有变化的，人生的价值的根本也不会变到哪儿去。最根本的是对这个世界的爱和对自己价值的相信。我相信你会是一个世界公民，你的人生的路一定很宽广，你的未来一定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还要好。

所以我祝贺你的诞生，你会给你的爸爸妈妈和亲人的生活里带来明亮的快乐，带来无限的欢喜和幸福。你是他们生命的太阳。

所以我也祝贺你的爸爸妈妈。记得我在一个什么地方读到这样的话：在他人有困难的时候，去帮助；在自己有困难的时候，有勇气。我常常对自己，对我的孩子说这句话。我把这句话说给你们，相信小卡妙会成为一个这样的人。

爱你们。

沈睿

2/15/2011

小卡妙生于2011年2月6日。

你是我的地球的重力

珊塔尔是在一个聚会上遇到让—马克的。一个会议中的聚会，鸡尾酒，美食之间，他们握手——他们被人介绍。我曾经参加过多次这样的鸡尾酒会。我跟很多人握手，跟很多人交谈。在日本，我在一个日式的酒店里跟很多人握手，认识了我一生的好朋友。在英国我在一个贵族的田庄里跟很多人交谈。我知道这样的会议可能意味着什么。珊塔尔和让—马克就这样不经意地相遇了。奇怪的是他们竟没有通报彼此的姓名。让—马克第二天又来到会议，他本来与这个会议无关，他的目的是找珊塔尔，找那个打动了他的女人，她在什么地方打动了他。


他们再次相遇。当珊塔尔看到让—马克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突然脸红起来。四目相遇，她的脸红得那么明显，人们都感到了她身上的热量。他们交谈，半个钟头后他们走出人群，走出熙攘的宾馆的大厅，来到宾馆的一条安静的长廊。在四周的寂静里，他们彼此注视，越靠越近，好像说我终于找到了你。找到彼此的路是漫长的。他们的嘴唇叠加在一起，呼吸着彼此的气味与呼吸。

珊塔尔在遇到让—马克两个星期后，对丈夫说：“我要搬出去了。我遇到了别的人，我们离婚吧”。她的丈夫大吵大闹，她什么都没有多说，就找了房子，搬走了。让—马克不久也搬进了她的房子里。他们在一起，平静而幸福。我常常想什么是幸福的生活？就像我们这样？平静的日子，几乎没有涟漪？这是幸福吗？为什么我觉得幸福？我对让—马克说，我从来没有想过男女之间可以这样幸福。让—马克握住我的手，把我的手放在他的手里。就是坐在电视前看电视的时候，我们也是握着彼此的手。“为什么你喜欢握我的手？”“你的手在我的手里，我觉得踏实，”他不经意地回答。

珊塔尔的一句话：“男人们不再回头看我了”，使让—马克彻夜不眠。难道我不是男人吗？难道我刚才不是为了找你在海滨上奔跑吗？难道我对你已经不存在了吗？躺在床上，珊塔尔就睡在他的身边，他听着她的呼吸，对她的爱，超过语言所能表述和承担的。可是他还是用语言来表述了。他开始给她写匿名信，告诉珊塔尔她是多么美。他每天都给珊塔尔写信，而珊塔尔被这种来信击倒了。她突然再次发现自己的魅力，特别是自己性的魅力。她的心情变得好了。当我们有秘密的追求者的时候，哪个女人不满怀春心？而她的快乐，使让—马克伤心：她在打扮，却是为那个想象中的男人。

“没有你的时候，我生活得多自由”。让—马克说。他实在太英俊了，我完全理解他跟每个女人的关系。“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女人的魅力是不可抵抗的。我无法抵抗每一个漂亮的女人。而现在，我不再有这样的感觉，这让我觉得悲伤。”美国著名的男电影演员，现已73岁杰克•尼克森前两天说。我给让—马克念这段话：“如果男人是诚实的话，他们就会承认他们做的每一件事，他们到的每一个地方，目的都是为了女人”。让—马克点头。“我的心仍然如野马，但是我被生物的重力（bio-gravity）给固定住了。我不能在公众场合再追逐女人了。这并不是我决定的，是我的年龄让我觉得这么做不行了。”我继续念，抬头看看让—马克。他听了，回身说，“是啊，你就是我的地球的重力。”

我被让—马克这样的表白震惊了。我走过去，抚摸让—马克的脸，他的英俊的脸，如雕塑般英俊美丽的脸，我突然跪了下去，把自己的脸贴在让—马克的腿上。他的男人的腿，矫健、雄壮、男性气十足。谢谢你，谢谢你。我没有说出声来。让—马克弯下腰，把我抱起来：“小女人，小女人，你到底是我的女儿还是我的女人？”

我是你的地球的重力。我让你沉重。我让你不能飞翔。特丽莎是托马斯的重力，珊塔尔是让—马克的重力。我们这些女人，让渴望飞翔的男人们不能自由。

昨晚我看电影《笔记本》(The Notebook)。这本来不是我喜欢的电影类型，但是，电影中年迈的丈夫给患老年痴呆症的妻子读故事——他们年轻时的爱情故事——感动了我。我想，等我们年迈的时候，你会这样给我读故事吗？我会这样给你读故事吗？那对相爱的夫妻死在同一个夜晚，相互拉着手，在同一个床上。当然那是电影。

在生活中，我们中的一个人必定先去。那天我从医院回来，我说：“我知道更年期身体会不好，可是我真的觉得自己过不去这个更年期了。我太弱了。我难道过不去更年期了吗？”你听了这句话，几乎是严厉地对我说：“你必须得好起来！没有你，我将来怎么过？没有你，我过不下去。”我楞了，几乎不相信是你在说这样的话。

小说是这样结束的：

我看见了他们并排的头的侧面，被一盏小床头灯的光照亮着：让•马克的身子靠在一个枕头上；珊塔尔的头靠在他身上。

她说：“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的视线了。我会一直注视着你，永不停止。”

沉默了一会儿，她又说道：“我害怕当我眨眼的时候，害怕就在那一秒，在我目光暂时消失的时候，你的位置就被一条蛇，一只老鼠或另一个男人取代了。”

他想坐起来，用嘴唇轻吻她。

她摇着头：“不，我只想这样注视着你。”

然后她又说：“我要让灯整夜都亮着。每一夜。”

你却说，这个结尾不好，要是你写，你绝不写这样过于浪漫的文字。“你的昆德拉让我失望。”你说。我大笑。“你写一个出来呀！”

2011/2/13

威权统治者与人民当家作主

埃及18天人民革命迫使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下台的消息，让我们都非常兴奋。周末的晚上，我跟几个朋友去喝酒，我们的第一杯酒就是庆祝埃及人民的胜利，欢呼一个执政过长的总统的下台。


这个总统1981年开始当权。三十年来，为了“维稳”，他不允许五个人以上的集会。他独揽大权，既维持了埃及的三十年的和平，也阻碍了埃及的政治和经济进步。他既跟美国积极合作，在国际事务上跟美国保持盟友的关系，也在国内采取威权主义的统治方式。一切都他说了算。就是有没有反对党，也由他说了算。埃及人曾经感激他，因为他带来了和平和安定，但是感激要多久才表达足够的感激？“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呼儿嗨哟，领导人民向前进。”可是如果他老弱病残了呢？

一个总统在位三十年，无论怎样伟大的总统，也会老化，也会成为进步的绊脚石。这大概是任何在位的人想不到也不愿意想到的。穆巴拉克直到前一天晚上还在坚持，在电视上讲话要坚持到秋天的大选。但是第二天下午，他不得不接受人民的选择：除非他下台，人民不回家。人民做出了选择。他不得不接受。

这就是历史的教训之一：一个国家领导人或总统决不能在位超过十年。（我认为美国以及中国的四年一次的选举不错，但是法国的五年一次也可以。）穆巴拉克并不是一个彻底极权的闭关锁国的统治者，在他的统治下，私立大学美国开罗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 仍然在开罗开着大门，（这个大学在很多国家存在）。法国开罗大学自2001年成立。埃及的教育有很开放的一面。穆巴拉克也并不是完全对埃及无功。但是，在他的晚年，他居然想到要他的儿子代替他成为总统，可见老昏朽腐到什么地步了。（老昏朽腐的统治者想得都差不多。）

埃及人民不买账。谢天谢地，穆巴拉克也没有完全疯狂到开枪的地步，虽说坦克已经开到了解放广场。电视上的老百姓说：我们的军人不会对人民开枪，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子弟兵。军人是我们的父亲，丈夫，儿子和兄弟。他们永远不会把枪口对准我们。我看电视，听到这句话，泪水含在眼眶里。我听过这句话，我说过这句话，我相信过这句话！但是……

让我如释重负的是穆巴拉克的辞职和下台，这样的结果让我觉得穆巴拉克可能没有那么坏，至少还没有坏到晚节不保开枪的地步。我的要求不高。只要统治者不开枪，我就谢天谢地。我被开枪吓怕了——并不是我怕自己死在那里，我怕无辜的人——怕年轻人死在枪弹里。我是母亲，我不能想象母亲失去孩子的痛苦的深渊。

穆巴拉克一直在用威权主义统治方式治理埃及。威权统治在亚洲据说很成功，因为威权的执政者可以全力以赴关注民生，提高民众生活，让人们的日子过得更好。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的今天比昨天好多了。昨天我们都吃不饱，今天很多人吃不了。我也觉得Party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清醒。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他们没有足够的合法性，因此他们这三十年来所做的一直是智囊周恩来所说的“如履薄冰”般地摸着石头过河，在这种小心谨慎的行进中，Party的政策大多居然都是正确的。失去自信的结果反而救了他们，因为为了保持权力就必须适应民意。真是歪打正着。中国的社会，特别是这十年来，繁荣昌盛，人民生活水平之富足，是历史罕见的，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二百年没有的（我不太知道乾隆盛世时老百姓的生活状态）。威权主义推动了中国的经济进步，人民生活水准的大幅度提高，中国的自由度迅速提高，中国社会也越来越开放。

但是，威权社会（authoritarian society）统治的根本特点就是时刻都坐在火山口上。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个火花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动荡以及体制的崩溃，因为这样的社会，老百姓觉得自己不是国家的主人，而是被威权者驱使的人。埃及就是一例。穆巴拉克的下台表明威权社会的限度，而拯救这样的体制的办法只有一个：人民的声音必须有机会得到表达，人民感到自己能当家作主。换句话说，威权必须与言论的开放结合，才能使威权继续存在。必须与人民的政治参与结合，让人们感到他们是这个社会的主人。

人们的生活好了，房子大了，车子换新的，都只是物质层面的满足。人这个社会的主体还需要精神的满足：当家作主的满足。威权社会剥夺了人们的政治精神满足。吊诡的是人们的物质越满足，人民对当家作主的渴求越强烈。威权社会的统治者希望人们因为住了更大的房子有更多的钱就心满意足了，恐怕这只是一厢情愿。

在我看来解救的出路只有一个：让人们有机会说话。我们的祖先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所言极是，正是给威权者的指出的康庄大道。穆巴拉克过去不听，在最后的一刻，他不得不听了。前天他就与妻子和两个儿子躲到荒凉的海滨去了，在那里听大海的波涛，并请求人民不再追究他，他的儿子，很帅的儿子的总统梦也彻底破产了。这也许是对所有执迷于威权主义的人的警告：最后你必须请求人民宽恕你，因为你曾经以为你可以不让人民的大海发出声音。而大海的声音，是永恒的。

2011/2/13

埃及的启示：自由、开放、民主

埃及人民和平抗议18天迫使独裁了近三十年的穆巴拉克下台的胜利，让我更加坚信一个更开放，更自由，更民主的社会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的人心所向。谁不期望生活得更有尊严，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不是一个被人驱使的走卒？谁不期望生活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知道更多的信息，从而做出自己的判断，而不是在洗脑中受到灌输，只知道一种声音呢？网络已经改变了世界，难道对网络进行封锁，我们就能什么都不知道？


开放自由的民主社会是二十世纪的潮流。人民，特别是有选择可能的人民，都选择自由和民主的社会，凡不是自由和民主的社会，都是人民没有选择的结果。让人民选择，人民一定选择自由、开放和民主。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印度裔的美国教授Amartya Kumar Sen在1999年的有深刻影响的文章《民主作为普世价值》一文中详细地论述了民主社会在二十世纪成为人心所向的主导社会体制的过程。这篇文章，我认为是任何一个学习现代社会理论的人都必读的。是中国的每一个中学生都该读的。二十世纪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最重要的是，民主体制成为整个人类公认的最值得追求的政治价值。

发生于1919年的中国的“五四运动”的旗帜就是德先生，赛先生——民主与科学两个基本的普世价值。从1919年起，几代的中国人都在为这两个基本价值而奋斗，失败了，再奋斗，再失败……我在前几年曾经一度怀疑五四运动打碎传统是否导致中国文化的危机。最近这两年愈演愈烈的尊孔读经运动让我意识到，回归传统在中国简直是易如反掌，而且尊孔读经只对统治者有好处，因为尊孔读经运动中背诵的经文都是附庸于统治者的。我们需要的是德先生和赛先生，而不是附庸于统治者的助纣为虐的一代。

埃及的胜利，这史无前例的胜利，让我鼓起劲儿来，让我看到希望。我曾经对朋友们说，我们这一代在政治上一定被牺牲了，我们亲眼看到中国的巨大进步和变化，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在政治上，老百姓能否参与中国的政治进程？在一个提倡儒家的上智下愚的社会里，中国的政治改变，恐怕我们没有希望见到了。可是今天埃及的胜利，让我从悲观中看到希望。也许新一代的年轻人会做出新的选择，也许即将上台中国领导人会顺应人类的民心所向，也许中国的政治改革也会与时俱进，不是只停留在口头上。

我被深深地鼓舞了。我们失败的地方，我们的孩子们可能会站起来。记得二十多年前的春夏之交，在长安街成千上万的人群中，我看到一个女老师坐在大街上，她头发花白，坐在一个马扎上，举着一个牌子：盼。她一个人坐在那里。我热泪盈眶地看着她的孤单的身影。我知道她走不动那么多路，她在盼望，她在等待。那些天，当我在游行的队伍里的时候，我总觉得她跟我在一起。现在，我也快到了这个女老师的年龄。我也在盼。而埃及的人民和让人厌倦的穆巴拉克，回答了我的盼。

自由，开放，让每一个人有尊严地活着，让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有机会说出自己心里的话，让每一个人决定这个国家的前途和未来。埃及的启示，也许不仅仅是对我的，也是对任何即将上台的领导人的。这是民心所向。“孔子曰：‘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可知也。”我应声地再说一遍：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则可知也！则可知也！

2011/2/12

特拉尔广场：我曾经在那里

天气温暖的时候，上街是容易的。这是为什么大多数游行或抗议都发生在春夏之交的时候。埃及现在的气候，每天都是在摄氏20度到25度之间，不冷也不热——那是一个夏天极热的国家。难怪成千上万的人上街游行。埃及的新一代找不到工作，在这个只有八百万多人口的国家，在今后的十年内会有一亿人找不到工作。（这是美国媒体的数字，我怎么也不理解。）人满为患，年轻的一代基本找不到工作，加上教育落后，很多人也不适合今日的劳力或脑力工作市场。他们聚集在城中心的广场上，人多力量大地要求解散政府，总统下台。


从电视上看埃及，我知道天气一定是适合大人小孩户外活动的。电视上我看到大人背着孩子，孩子坐在爸爸的肩上，举着小旗子。这哪里是游行呢？这是春游吧？于是在我的眼前，我看到的是二十多年前的重演。二十多年前跟今天太相似了。我在家里不停地说：我曾经在那里，我曾经在那里。

记得是四月十三日，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我和丈夫两个人，在孩子睡着之后，从家里跑出来，骑上我们的自行车，到离我们的家一站路外的新华门看大学生的游行示威和静坐抗议的。胡耀邦去世了。学生们要求纪念胡耀邦，要求给胡耀邦举行国葬，学生们还喊口号，惩治腐败，救国救民。我跟丈夫在人群里，我们体验到一种气场，那是精神奋发的气场，让我们觉得自己跟人民在一起的气场，让我们觉得学生们或我们在创造历史的气场。我们激动万分，可是我们没有参加游行。我们只是观看。孩子还在家里睡觉，我先回家了。一两个小时后，他也回来了。他从新华门前带回了气场，回到家就说：“越革命越要做爱。这是昆德拉在《为了告别的宴会》一书中写的。”我大笑，那时我还没有看这本小说，等我看的时候，我根本找不到他说的这句话，完全是他瞎编的。不过我记得我们的笑声，我们都年轻，我们才三十岁出头。

广场上到处都是帐篷。年轻人下决心坚持到底。我不知道为什么二十多年后我为所有的人，所有在广场的人担心，因为我知道在广场上呆久了，你会有一种豪迈和英雄感，以为你在创造历史。人多的地方，总是有一种气场，这种气场互相感染，你觉得历史就该由你写。从四月十三日的春风沉醉的夜晚开始，我们就成了积极的旁观者。我在社科院上班，骑车经过天安门，看到四月十五日早上胡耀邦纪念会门前的学生。那天北京刮大风，突然特别冷。我挤在学生群里，学生不多，也就几百名。可是我还是感到了气场，那种要由我们来书写历史的豪迈的气场。从四月十五日起，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天气也越来越好，春风吹绿了长安街两旁的树木，连我家四合院里的核桃树都发出了绿芽。革命，欢庆，历史，人民。

我在电视上看那些激动的人群，激动的人们。广场上的人群有一种兴高采烈的欢庆的感觉。我完全理解这种jubilation，这种欢庆，因为我，是的， 我曾经在那里。可是坐在我的电视前，不知为什么我却表现出一种我不可思议的冷静。我对这种jubilation非常担心，因为我很担心对峙的结果会重演历史——如我经历的那样。这是这些天来我之所以不敢说话的原因。我担心军事冲突，我看到那些坦克，我担心每一个孩子。

让我如释重负、让我喜出望外、让我欢呼雀跃！抗议的人民期待的第一步成功了。埃及的总统在抗议的人的要求下被迫辞职了。我刚下课，看到网上的消息，我竟激动得欢呼起来，真好！真好！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叫起来！ 真没想到穆巴拉克下台了。这个穆巴拉克比我想的要好的多，比我经历的政府要好得多。也许历史会记住这个独揽大权的独裁者，他没有死在他的位置上，他被人民赶下了台。

特拉尔广场的人们，今晚我跟你们在一起！

为什么我们坚持了近五十天，却以血的代价失败了呢？如果我们那时有网络，有手机，有现代的通讯设施，情况会不会不同呢？未来的一代人，我们曾经在那里过，你们呢？二十年过去了，一代人老去了，新的一代人，你们将以怎样的方式把握中国的未来呢？

2011/2/11

前妻，前夫，朋友

七月的博客今天这样写：“读过很多王家新的诗，可再读还是很好，很耐读……不得不说，除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海子，王家新确实是当代中国最好的诗人。沈睿啊，不论如何，你是当代中国最好的诗人的…ex-wife，他儿子的妈妈…但愿没有冒犯我们的女权主义的教授吧 ：-）。”


今天早上就着一杯咖啡，在细雨蒙蒙中看七月的字，我忍不住微笑。记得七月曾经说她过去什么诗人都不嫁，把她身边围着的诗人都赶跑了，现在却庆幸我做了她所认为的“当代中国最好的诗人的ex-wife(前妻)。”我微笑，一是没想到七月这样看王家新的诗歌。我居然有点为王家新高兴，有人这样认为他的诗歌。好像七月这么一说，把我也说得挺光彩。（我当然不愿意做中国最差的诗人的前妻。嘿嘿。）二是“他儿子的妈妈”——对这样的描述，我觉得有点而奇怪。可能我一直觉得儿子是我跟我一起长大的。经七月这么一提醒，我仿佛觉得自己是一个容器，给别人生了一个儿子，儿子跟我没关系一样。嗯，怎么会是这样呢？

我微笑着想，真的，做前妻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起当年我们在一起喝酒聊天的人们，女人们几乎人人都成了前妻。男人们几乎个个都有所成就，都是有名的诗人作家批评家等等。我们都到了年轻人觉得我们已经老了的年龄，就如同当年我们谈论某某编辑，某某老诗人或某某老作家一样。时光真的如梭，已经到了我们被看成速朽的一代的时候了。而前妻，就像路上被扔掉的旧旅行包一样，早就被忘掉了吧？

我此刻坐在桌子前幻想也许有一天有一本文学史上会在脚注上写上我的名字：沈睿，王家新前妻。我就会这样沾王家新的光，留在想象的页码里，从而与诗歌或文学有关。或许这样的事情也不会发生，因为依我的短见，科技改变了阅读和书写的方式。未来不会有人这样写文学史了，恐怕未来人们也不关心文学史了。谁还需要文学史的指导来看文学呢？

我叹气，如果我当年有七月那么有远见，我肯定不会做任何诗人的妻子。年青的时候，很受“志同道合”这套理论的影响，以为两个人都喜欢一件事情是爱情的基础。虽然事实证明，志同道合是朋友的基础，而朋友又是做夫妻的基础。不过，从朋友到夫妻，有很长的路走。走不好，就走不到一起。

这个世界上志同道合的人很多，有很多朋友的可能很多。但是朋友成为好朋友，又成为天天说话吃饭睡觉的人，除了志同道合之外，还必须是“最好的”朋友，是没有对方，你的生活就不完整的朋友。能找到这样的朋友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幸运的。我常常觉得人类的多数的一大半都没有找到那另一半，所以婚姻或两个人关系中的不幸福，比比皆是。幸好现在离婚自由了，找错，再找就是了。我对任何人的结婚离婚或不结婚不离婚都觉得好，因为深感这“最好的朋友”的难得。

由此想到婚姻或两个人的关系。我觉得每一段婚姻或关系都值得珍重，因为生活不是结果而是过程。你和一个人，那么只有几分钟的相遇都是世界上无数的偶然之一，更何况多年的生活。这也许是我跟前夫关系一直不错的原因。我对那些离婚了如仇敌一样的关系理解，却不提倡，因为我痛感生命太短，人是没有时间仇恨的。仇恨让人生变得丑恶而漫长。

所以，我很高兴七月觉得王家新是中国最好的诗人，也高兴自己现在做他的前妻，自然不会感到七月冒犯我。七月，你不必担心啊。我这个女权主义者是提倡离婚的，以为每个女人为自己的权利着想，都该离一次婚。离婚是我的成人和成长仪式，是我生命中最大的财富之一。我因此不觉得离婚有什么可怕的，还觉得离婚是很可庆祝的事情。离婚让女人的生活丰富，让女人的生命多彩，能让女人变得智慧起来，（当然也有愚蠢的可能）。我生命中的前夫或前情人们，都是我的朋友，我如此聚集朋友，并把他们都“背在我的背上”，用我的老伴的话说。我笑：我这样的生活难道不比那些什么复杂关系都没有的人更好玩更深刻吗？难道不是因为这些关系我才更智慧吗？他耸耸肩，不置可否，而我却有一点得意，觉得自己挺“智慧”的。

2011/2/6

我们无法想象的新世界来临了

不知不觉之中，2010年过去了。这一年里发生的什么，对我的生活或我们的生活有最重要的影响？ 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忍不住回过身去，回顾过去的一年。


对我个人来说，这一年的最大的感受是因为网络，我突然交了很多朋友，虽然这些朋友大部分都没有见过面，虽然大部分网友用的都是网名，但是因为这些朋友在我的博客上给我留言，我们交流，我慢慢地把他们当成了亲密的人，当成了我的朋友。我的生活，因为这些朋友的应和，变得丰富起来。有的朋友，我忍不住问他们：你们是我的朋友还是兄弟姐妹？是我的女儿还是我的影子？真的，网络改变了我与人交往的方式。

从我想到他人，我相信网络也改变了很多人的社交方式。记得我在哪里看过一本书说，在传统交际方式的社会里，我们每个人在一生中能遇到的人差不多有一百五十个，从小学到大学到工作，我们与一百五十个左右的人有交接，而大部分人都成不了我们的朋友。传统的成为朋友的方式把我们限定在我们能面对面交接的人群里。

网络改变了这样的社交方式。在美国，在中国，在世界各国，社交网络都极度活跃。中国的人人网，美国以及世界上都在用的Facebook网，改变的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的方式。2010年的最重要的事件也许是Facebook的用户人数超过六亿，成为世界仅次于中国、印度的“第三大国”。马克思曾在一百七十年前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那时候，这种联合还只是一个口号，一个想象和梦想，今天，全世界的人们已经联合起来了，联合的方式是网络，而专门联合人们的网络Facebook 成为电脑以及网络的新新一代。2010年的Facebook 将标志着一个新的网络时代的到来，改变的将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和关系，改变的将是商业经营方式和我们无法想象的随之而来的一切。此刻，我无法想象未来，但是我知道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方式的改变将对人的特性有深刻的影响。

这让我想到二十世纪的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所说的：“至于或关于1910年十二月，人类的特性改变了。”我不太知道她是就什么而说的，但是，我相信，将来有一天我们想到2010年，我们或许可以说，这一年网络的人与人之间联系方式的改变，特别是facebook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特性。

2010年底，另一个重要的事件， 也是网络，让我们再次审理和思考传统的政治和外交秘密操作方式的出路和未来。维基泄漏的真正意义，在我看来不是暴露了多少国家或外交机密，而是让人们意识到网络将改变未来的政治和外交方式。以往的历史事件的文件，要封存多年才被历史学家发掘，现在，只要有一个人能掌握这些文件，这些文件就可能被全世界知道，就有可能有人利用这些信息，改变历史的进程或过程。以往的政治或外交方式，在表面与底下的多层结构中，总有不透明的力量书写着历史，而维基泄漏将使不透明的力量变得透明，未来的政治与外交方式将是怎样的呢？

七十年前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曾经设想一个到处都是屏幕监督的社会。七十年后，现实是到处都有的摄像机已经在时刻监督我们。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到处都无所不在的摄像机，既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安全的保障，比如监督交通，容易找到犯罪的人等等，也间接地介入了甚至干涉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美国飞机场的安全检查仪器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被检查的一个乘客对安检人员说：“你要是碰着我的下身，我就要人把你逮捕。”这位乘客要固执地保护的是他身体的隐私。

可是，在这个facebook时代，在维基泄漏时代，在摄像机到处都盯着我们的时代，我们还有保持个人的秘密或隐私的可能吗？我们无法想象的新世界来临了，悄悄地来的，改变着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改变着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也许就是2010年的意义。

2011/1/18

维基泄密与茉莉革命：在辛卯年到来的前夜

2011年1月30日晚，美国最重要的新闻公司之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电视“60分钟”以主要篇幅播放了 对维基泄密的主要人物朱利安•阿桑奇的采访。这是世界大新闻机构第一次直接采访阿桑奇，也是阿桑奇在名声大震之前或之后所做的第一次跟世界的直接面谈。全世界有机会听他直接陈述他的动机，他的背景和成长，他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承担。这样的采访对世界认识阿桑奇和维基泄密有重要的作用。


阿桑奇坚持我们这些普通人可以通过高科技和网络而监视政府的所作所为。我们这些普通人通常是被排斥在国家和政府事务之外的老百姓。我们本来是没有权力和权利接近国家机密的。我们也习惯了如此。但是阿桑奇的维基泄密，除了暴露了那些操作政治的人和事件的真实面目以外，还向世界表明：普通的人们，你们有权利知道真相。普通的老百姓，你能并可以判断谁是谁非；也许你凭借这些信息，也可以帮助解决历史和现实的问题。

我认为去年年底的维基泄密事件是网络时代政治方式转折的标志。维基泄密将促使网络时代的国际政治，国家政治改变方式。与此同步，政治自由在网络时代将与传统的政治自由不一样。

网络时代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现在可以在家里订飞机票火车票一切的票，甚至包括买电影票。我们可以在家里通过电脑买一切东西，在当当网上淘宝网上买我们需要或不需要的任何物品。

网络和信息时代将怎样改变我们生活的时代的政治方式？专制国家在信息和网络时代怎样继续统治下去？民主国家是否可以用国家机密的名义把普通的人们蒙在鼓里？

维基泄密给我们带来了政治自由的新可能。维基泄漏网站并不站在哪个方面，他们只提供信息。他们相信老百姓或人民有能力做出自己的判断。维基泄密提供的这种可能性所产生的结果，在突尼斯的茉莉革命里显示出来。突尼斯人运用facebook，微博，手机和推特联合起来，通报信息 。茉莉革命是维基泄密影响下的第一场成功的政治转折。维基泄密直接帮助了这场革命，因为泄密给突尼斯人提供了足够的事实和信息，激发和支持人民的愤怒。与此同时，一代阿拉伯新人用电脑和手机完成他们参与政治的成年礼。

埃及政府采取封闭一切网络和手机的方式，企图控制日益高涨的抗议。这样的行为表明了埃及政府对网络、对现代联络方式与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的深深恐惧。很多政府恐怕现在都在恐惧之中，美国政府对维基泄密和阿桑奇的愤怒也说明美国政府的恐惧。现在的政治家或政客们不知道怎样对付网络时代的政治局面。他们除了屏蔽之外，还找不到方法适应这个新的时代的到来。而网络屏蔽，能屏蔽多久？一百天还是一百年？

谁也无法预料未来，即使给未来描绘宏图的人。可是我们能感到未来的光芒，维基泄密和突尼斯茉莉革命让我们看到未来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方式的曙光。在中国的黄帝纪元4709年辛卯年就要到来的时刻，我们这个悠久得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怎样适应和趁着网络时代的波浪，将焕发什么样的政治青春呢？新一代，成长在网络里的一代，没有网络就活不下去的一代，他们将怎样改变中国的未来？

在辛卯年到来的前夜，我看着电视，看我手机上时时传来的阿拉伯世界的消息，在facebook上跟朋友聊天，在推特上看各种人的议论和吵架，坐在我的小房子里，我好像能感到世界的呼吸，也跟全世界一起呼吸着。

2011/1/31

背诵《三字经》并不能拯救道德

众所周知，孔子的《论语》不是孔子写的，而是他的弟子的弟子根据记忆、回忆而写的。里面孔子的话，是不是原文，直到今天还是疑问。


《论语》在形成之初以及后来的三四百年间，并不是当时中国的经典。直到汉朝儒生董仲舒提出“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论语》以及儒家的其他著作，今日我们称之为“四书五经”的著作，才渐渐成为被中国的地主统治阶级认定的“经典”，并成为中国读书人“读书做官”的唯一的台阶。

“独尊儒术”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好还是坏？近两千年诺大而辽阔的中国，人们只读“四书五经”九本书。人们的思想都统一和控制在这九本书里。难怪两千年的中国，自战国之后，就很少有独特的思想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读同样的书。中国人的思想的资源变得非常贫瘠。

科举制度废除之前，不把这九本书倒背如流，就不可能参加科举考试并成为中国官僚统治阶级的一员。为了普及儒家思想，《三字经》《弟子规》《增广贤文》等普及读物也应运而生。他们与经典的距离如同曹雪芹的原著《红楼梦》与专为青少年读者改写的《红楼梦》一样，一个是思想的宝库，语言的艺术，一个是大概齐的故事概论，简化的人物关系和心理。

《三字经》《弟子规》这样的书，在中国思想资源除了儒家之外，其他都不登正统之堂的传统社会里，是私塾的入门课本。那时要求青少年背诵，或许我们可以历史地看问题而给予理解。但是，无论是《三字经》还是《弟子规》还是《增广贤文》还是《神童诗》，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儒家经典，而是对儒家经典的简化和口号性的总结。

在今天这个现代社会，要求中小学生背诵《三字经》《弟子规》这样的书，让人产生时代错觉：我们到底是生活在现代的二十一世纪还是闭关锁国的明朝中期？当然，我理解中国目前的意识形态真空导致的道德崩溃，中国人现在什么都不信了，大概除了信财神爷之外。

在这样一个“我不相信”的时代，中国人亟需信点什么，亟需某种道德，他们因此可以傍依这种道德而生活。中国教育者的突然全体向后看：找出《三字经》这样口号化的儒家初级读物来，填充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自己头脑的空白。

但这真的管用吗？

建设一个有道德的社会，不是让孩子们背诵《三字经》就能实现的。也许中国的教育者是有病乱投医，现在是不管什么偏方都信了，因为已经病入膏肓了。或许儒家或读经运动可以拯救或造就一代新人也说不定，虽然在我看来完全是空想。即使如此，不算经典的《三字经》等普及读物，里面的很多口号根本不符合现代世界思想的价值观，与现代世界要求的教育出发点和目的的——批判性思维，相差千万里。我认为根本不该要小学生鹦鹉学舌般地背诵这种东西。

小学又不是传统的私塾！私塾时代，人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的思想资源。现代小学的教育必须以培养现代公民为出发点和目的的。现代公民的首先要学会的是批判和创造性思维。背诵《三字经》 并不能培育新时代的公民，虽然可以自我安慰，以为进行了儒家道德教育。但是中国现在的道德沦丧状态，是儒家初级读物中的道德训条能赎救得了的吗？

1/4/2011

王岸：摄影与这些照片

我的照片寻找一个城市的不被看见的，不被注意的视觉灿烂。我所关注的是美、张力、和谐、混乱以及其他抽象概念怎样通过构图，色调和色彩的多重关系表达。

我热爱光，因为光赋予事物深度与阴影——这两个因素把要不然会毫无光彩的空间分割，并生出视觉的“孩子”来。当用一个平面的框架，一张照片捕捉住这样的“孩子”， 这样的“孩子”会让我们感到有什么事物存在着，这种事物与某种活着的精神相连。

每个镜头都创造自己的值得记住的经验。预设、恐惧和按动快门的冲动——所有这些都在照片拍摄之前的一刹，成为一体。我常常感到自己是一个私家侦探，不过我是正在寻找一幅照片，而不是追寻逃跑的美女蛇。如此恰如其分，因为我拍摄的这个城市六十年前曾经是那么多“黑色电影”（好莱坞侦探片）拍摄地点。

这些照片是我来到旧金山的头六个月里拍摄的。通过建筑物不平的斜线、市民、植物、垃圾和一切吸收光线的东西的阴影，我试图表达这个城市的生命的精神。很多伟大的摄影师们，诸如克莱恩、布拉塞、马克•吕布、荒木经惟、森山大道等都以一个城市为自己的事业，以他们为例，是纽约、巴黎或东京。而我，在我的生涯的这个阶段，我大概仍在模仿我的理想的大师们。

2010. 1.

艺术的人生

我喜欢看照片，也喜欢照照片，可是我的照片却不是艺术，因为我的照片，大多很漂亮——我喜欢照我觉得好看的东西——都很像明信片。明信片这个东西，是艺术吗？我的孩子王岸喜欢我的照片，可是他却叹气：“妈妈您怎么不能发现在这些之外的东西呢”？我楞着听他说话，不知道他要我发现什么。“我的照片难道不美吗？构图不好吗？景深不对吗，角度不适吗”？我谈起摄影，汉语词汇比他的多得多。因为我小学的时候，就念过这样的书《大众摄影》，那时我的照相机是一种只能照135照片的照相机。今天的人们，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135照片是一个小得如半寸的照片。王岸摇头：“您的照片美是美，但是….” 我当然知道他在说什么。我没有自己独特的眼光，我拍摄的眼光是大众的审美趣味的眼光。


一次在欧洲某个城市的一条古老的小街上我们散步。初冬挺冷的，我裹着大衣，边走边看小街上的商店。回身才发现自己把他丢了。再看，他原来站在不远的街口。我走回去，看他在做什么。他原来把照相机放在了地下，他站在旁边，装作东看西看的样子，他在拍摄这条小街，但是是从地平线的角度看这条冬天里冻得索着的小街，是我们一般人不会想到的角度。

这就是艺术家和非艺术家的区别。我拍照片是为了愉悦自己，他呢？他是在发现，他总是想通过照片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我不知道他能发现什么，一个做摄影的人，能发现什么真理呢？我对他从事摄影，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发现世界，我通过阅读和旅行，他呢？他通过摄影和写作。

他来到美国的时候，差五个月十三岁。在中国的时候，他是北京市西城区少年宫朗诵团的，天天在家里练习说相声，背绕口令练习说话。他能说会道，风趣幽默。到美国后，离开进入中学，他因为语言不通，慢慢才开始学着说话。有一段时间他无法把一句话说完全，我看着他着急。渐渐地，他说英文比中文还好了，当他要表达复杂的思想的时候，他只能用英文。大学毕业，他凭着两篇短片小说，进入美国最好的英文写作系，拿着全额奖学金。他写的英文越来越好。他的英文有自己独到的风格，纯正而地道，还有他自己对英文的独特的理解和感悟。他就这样成为了一个看和写比说要强一百倍的人。他说话，直到现在，仍然让我觉得太没色彩。但是人就是这样的。比如有的人说话说得非常精彩，可是写起东西来却平淡无奇，说话的神采飞扬在文字里都变得白开水。也有我这样的人，不喜欢在大庭广众面前说话，宁愿写话。虽然当老师，却厌恶公众讲话。王岸在这点上大概继承了我的基因，很遗憾。

他在美国的第一个夏天，为了让他了解我们住的小城，我给他一个像机，买了两打胶卷，要他做一个项目：“本城值得注意的建筑物。”那时数码像机还没成为我们可以购买的商品-我甚至不知道数码像机的存在。他骑着自行车，背着小像机，在俄勒冈州雨津这个小城来回跑，照他觉得值得注意的建筑。照片洗出来了，在很多建筑物的照片中我还看到很多奇怪的照片。比如我的脚。我问：“你怎么照我的脚呢？”小小少年的他，稚气地解释给我：“我没照您的脚，我照的是色彩和质地。您的凉鞋是黑色的，帆布条条，有厚重感，脚趾甲的颜色是红色的，闪光的红色，很轻，而脚的颜色是肉色的，在加上您那时正把脚放在摇椅背上，摇椅是发旧的木色，背后是凉亭的绿色。这是这幅照片。”听他这么详尽地解释，我抬头看看这个孩子，天晓得我看到的脚他看到了什么。

他就这样摆弄像机。记得还有一张照片是一朵盛开的花朵一样的东西，我问：这是什么？他回身说，您仰头看看，我不知他说什么，继续问，你照的是什么。他还说，您仰头看啊。我仰头，看见了天花板的灯。搬到那个房子快一年里，我根本没注意过天花板的灯是什么样子的。他的照片，他十三岁的时候的照片，让我看到了我没有看到的事物。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这样开始用照片说话了。从那时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大学他的专业就是摄影。我现在想起来有些后悔，觉得当时该要求他学一些有用的东西比如电脑经济或烹饪什么的。可是有我这样一个非常不现实的母亲，我怎能期待孩子非常现实呢？他一直是一个观看者，发现者，这大概就是他的人生了。他用像机观看，发现，他梦想过非常简朴的生活，除了艺术之外，他不想要任何东西。我有时试着劝他现实点，并举我的同事的孩子的例子等等。他说：“难道挣很多钱就是幸福吗？”

幸福？我应该说他很幸福。多年前我曾经祈祷说：“我希望我的孩子永远得到他要的爱，不因为失恋而心碎”。我的祈祷被答应了。他没失恋过。我问他：你怎么做的，能让个人生活保持这种幸福？他答：“爱情是艺术。妈妈我是艺术家”。跟他在一起的女孩子是有福的。他们相爱到我常常感动的地步。我怎么没有这么幸运呢？能跟一个人这么相爱呢？

一次，那时我在葛底茨堡学院教书，我跟几个老师一起聊天，其中有我们学校艺术馆的馆长，谈起摄影。我忍不住给他看王岸的照片。他当时就买了一张，说，这个色彩太奇妙了。这大概是王岸卖出的第一张照片。我和他谈给王岸办一个摄影展览，可是不久我离开了那个学校，我也忙，就没有办。他自己倒是在他所在的大学的艺术馆办了一个小展览，我也不知道他们学校的艺术博物馆的馆长怎样同意给他空间的，也许是鼓励后学吧。他申请研究生院的时候，斯坦福大学邀请他去学校面试，斯坦福大学有一个在校艺术家项目，邀请一个摄影师。他是最后三个面试的人之一，但是没有最后得到机会。我说，你太年轻了，才二十一岁，还没有经验和成果，慢慢来。

新年伊始的这个月他要在北京开一个摄影展览。北京，现在如纽约一样，是世界的艺术中心之一。北京的艺术非常活跃，引得全世界的艺术家和商人都往北京跑。我说，“在北京开摄影展览是不错，但是你必须知道，你必须在这里立住脚，而不要以为一个展览就有什么了。”他不耐烦：“我当然知道。但是，您说得也未必正确。您二十年前知道您今天会在美国这里生活吗？为什么非要限定自己在一个地方呢？我们这代人，是世界公民”。我再次无语。他是对的。艺术无国界，艺术家无国籍。世界公民的艺术家们，未来将是什么样子呢？艺术的人生，又是怎样的人生呢，在未来的世界里？

1/9/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