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岁的意大利政治哲学家乔治·阿甘本有时候犯糊涂，2月26日，他发表文章《无动机的紧急状态引起的例外状态》，（http://positionswebsite.org/giorgio-agamben-the-state-of-exception-provoked-by-an-unmotivated-emergency/）对意大利开始爆发的疫情表示不以为然，并以他出名的“例外状态”理论对意大利政府在此刻的严格管制提出了警惕：“把例外状态作为常规政治范式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一以贯之，他继续以知识分子的担当批评意大利政府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对政府的高调警告导致了“集体恐惧”也进行了批评，认为这些都是政府利用流行病对人民进行更严格的控制的手段。这些是一个恶性循环，他不满地抗议：“人们渴望安全，于是接受了政府对个人自由的限制；然而让人们产生这种渴望的、并采取措施加以满足的，恰恰也是政府。”
一个月后看来，我们都知道阿甘本是多么糊涂地把这场疫情轻描淡写化了，所以批评阿甘本文章在英语世界里已经几十篇或上百篇，比如《高等教育年鉴报》的文章就这样嘲讽阿甘本《阿甘本的新冠病毒的无知性》（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Giorgio-Agamben-s/248306/），数不胜数。阿甘本的老朋友，法国哲学家让-卢克-南西是最早的（2月27日）对阿甘本的文章进行批评的，他小声地对阿甘本的糊涂不满，但作为老朋友，他还是同意阿甘本的基本理论的，他只是提醒读者，千万别听阿甘本的，他说，“二十多年前，我要是听了阿甘本的，没换我的心脏，我就活不到今天了”。（https://unbecomingcommunity.wordpress.com/2020/02/29/viral-intrusions-and-other-friendships/）
阅读老朋友之间的拿小刀子彼此对打，特别这两位都快八十岁了，我忍不住笑。
这两位哲学家们都在担心政府利用疫情达到紧控紧缩人民自由的目的。这是在西方，这不是在中国。中国老百姓在乎不在乎自由的呢？自由是什么呢？记得1993年5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我陪同多丽丝·莱辛——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人，在天安门广场散步，她问我：“你觉得没有自由吗，在中国？”我看着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于是便问:“什么是自由呢？我不知道你说的自由是什么，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她不停地点头：“是的，不知道自由是什么，就无法谈论自由。”
阿甘本肯定没有料到疫情今天的状态。这大概是对哲学家或任何一个想说话的人的一个教训，不要过早地对现实问题下结论。如果意大利人民不是非常积极地跟随哲学家，可能疫情的发展不会到今天这么严重。当然我估计意大利人民肯定没有听哲学家的话，这个世界有谁听哲学家的话呢？从历史上看，人民都是讨厌哲学家的。比如民主的雅典人民就讨厌苏格拉底，并通过民主的方式给他一杯毒鸠，让他死去了事。
但是阿甘本说得对不对呢？我却是很同意阿甘本的提醒的，虽说我此刻很听本地政府的话，比如本县县长今天就说，从今天晚上9点起，全县必须实行“社会距离化”——酒吧关门，餐馆也关门。不过佐治亚州整个州还没有实行这样的限制。美国的各州各自为政，州里的各县也各自为政，可见一斑。
佐治亚作为美国的“红州”——是一个政治和文化都非常保守的州，到今天还歌舞升平，为了经济而没有强迫隔离或“社会距离化”。我们这些在家呆着的人，是因为知道中国疫情的厉害程度，吓得自我隔离的。而此刻，我的状态就是阿甘本所描述的“赤裸裸的生活“（bare life）——生存下去，不得病，多睡觉——最后这个是我对自己的更高要求。我坚决实践“睡觉革命”——The Sleep Revolution”—美国著名的左翼新闻网站赫芬顿邮报的创始人阿丽阿娜·赫芬顿这样说，这是她的书的题目，她认为睡觉与做好事情密不可分，睡不好的人，无法取得该人要取得的目标。
阿甘本对“赤裸裸的生活”有着简单的看法。在他的第二篇《厘清》（3月17日）中，他认为“bare life”—生存下去的“赤裸裸生活”让我们与邻为壑，让我们盲目地把我们和其他人分开，把其他人都看成是带病菌者而导致跟人个人之间的距离与隔膜。他问：“除了生存下去之外，没有其他价值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阿甘本对“社会距离化”的疑问在于他对社会必须是人与人面对面交往的前提的相信，这个前提，随着网络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机理里，已经坍塌，所以我想，“社会距离化”未必一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陌生。（https://itself.blog/2020/03/17/giorgio-agamben-clarifications/）
阿甘本更为担心的，他陈述，不是现在的“社会距离化”，而是疫情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就如同过去的战争留下的遗产诸如那些武器（核武器）或铁丝网会永存一样，关闭大学和学校，上网课，不再与人面对面的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将通过机器进行是不是会永远成为正常呢？阿甘本说：“敌人不是在外部，而是在我们内部，是我们自己。”
比起阿甘本来，于瓦尔·赫拉利的文章更深刻，也更清晰，不愧是当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而阿甘本等等都是落日了，行将归于一个我们不再过多阅读的一代，甚至阿甘本他们的写作方式也是精英得一般人无法接近，而将最终寿终正寝。我们这一代恐怕是有耐心阅读文字佶屈聱牙的最后一代了。我的学生们大多都是只看电影，只喜欢阅读图画了。
我自己看哲学书，特别是政治哲学书，越来越觉得哲学本来是最贴近生命本质的文字，比如十七世纪苏格兰知识分子群的书，虽然已经三四百年，文字却通顺易懂，甚至可以听书就明白。后来的政治哲学书与语言哲学混合，被二十世纪哲学家包括维特根斯坦等弄得面目全非，跟现代艺术似的，当一般的人都无法听懂你说什么的时候，也是你的语言丧失了功能的时刻。
赫拉利在《金融时报》文章《冠状病毒后的世界》我当天就转载了，（https://www.douban.com/note/755564324/》几天前看到有人翻译了出来，中国的翻译者真了不起，很让人钦佩。
赫拉利面对疫情的观点，除了他提倡的全球合作之外——在全球各国都关闭国界的时候，赫拉利呼吁全球合作，他的最主要的担心，跟阿甘本是在一条线上的，那就是冠状病毒之后，有些政府采用的强力监视工具将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此刻，有些政府部署了新的监视工具，严密监视人们的智能手机，使用识别摄像头监视人们的出行，迫使人们检查并报告体温和医疗状况。以色列是这样做的，PRC也是这样做的，但疫情过去之后会怎么样呢？这些所谓的临时措施，是否会消失呢？
赫拉利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对此不警惕的话，“现在的流行病可能将是人类监控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不仅PRC这样的使用大规模监视工具的国家将把监控进一步正常化，更危险的是，他们的监控将从“皮肤上”走入“皮肤下”。以前政府或大公司知道你的手指在电脑或手机的屏幕上点击什么，现在他们的重点已经转移，他们要知道你手指的温度以及你皮肤下的血压。
知道你手指的温度和血压有什么坏处？很多人会说，我不在乎，爱知道不知道。哦哦，这就是问题所在：以前政府或大公司只知道你做什么，他们也许知道你关注什么，但他们不知道你想或你感觉什么。比如，你天天看《平壤日报》或《环球时报》，政府知道你关注的是什么，但是现在你一看《平壤时报》就心跳加剧，血压上升，满心怒气，一看《环球时报》就血压平稳，心欢脸笑，政府就知道了你的政治倾向。如果政府决定，任何看《平壤日报》的人都是潜在的对平壤不满的人，都需要严格管控，或干脆逮捕，送到边远的劳改农场去，那么，你对时刻被监控是否不在乎呢？
赫拉利谈的是西方民主社会的状态，在民主社会里，我们还有选择——我们有选择吗？在平壤你是没有选择的。赫拉利强烈呼吁我们反思有些政府以疫情的名义进一步监视我们，因为后果不堪设想。我是深深忧虑的，也深深悲观，知道被监控的不可扭转。我唯一安慰的就是世界是你们的，不是我们的。你们不在乎，因为你们没有思考能力去在乎，那就这样吧。哲学家们的呼吁最终可能如苏格拉底一样，被给一本毒鸠了事，这让我今晚哭泣。
早上起床后从微信里看到，一个大学同学的妻子挺过了新冠病毒的肆虐，却倒在了心脏病之下，我骇然、无语。中午跟副校长交流，我想，一个人要跟比自己强的人一起工作，你会觉得总是在提高，站得更高。下午的网课却不尽人意，没有第一次好。今天非常不舒服，晚上不到七点就去睡觉了，这篇日记完成于第二天早上。
今天佐治亚州病人数涨到：2366， 死亡69。 死亡与生病人的比率：2.9%。
3/28/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