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0/2024

民主党输了,我赢了一百块美元:川普为什么会卷土重来?


老伴和我多年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2016年川普上台,我们都非常震惊。我仍然记得那年选举一个月后我一个人去西班牙旅行,到了巴塞罗那的宾馆,我第一件事就是急切地打开电脑,听美国政治的分析。

川普的第一次上台,挑战了我们对“总统”这个职位以及总统的期待。我完全着魔了:为什么一个不按理出牌的个人道德品质有严重问题的人能成为美国总统?为什么美国人会选出这么一个总统来?我就是在其他国家旅行,关心的还是美国的总统选举,虽然总统选举过去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这个问题成为我那一两年阅读的主要出发点。

2017年1月川普就职之后,我和老伴两个人的日常生活与新闻报道中几乎天天都让我们目瞪口呆的川普的惊世骇俗的各种行为就连在一起了。川普的霸道总裁的独裁领导风格让世界震惊。比如开除FBI主任詹姆斯·科密(James Comey)的方式:他在电视上宣布这个消息,科密本人那刻正在加利福尼亚开会,看到电视新闻才知道自己被解雇了,回到华盛顿首都的时候,他已经不是FBI主任,不能再乘他去加州的国家飞机,得自己买票坐飞机回家。川普对其部下的工作方法就是残酷、冷酷、蛮横,大总裁的一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绝对暴力,他管理国家如同一个私企老板,把国家视为自己的产业一样。

川普的在总统位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冲击我们的视听,川普的对外政策或想起一出是一出的对外政策,对世界其他独裁者的吹捧与赞美,我们没有预期,也没见过。川普突然去见金正恩,公开称赞金正恩多么了不起,三十多岁就能统治一个国家,对独裁者请有独钟。他在2017年突然宣布对中国的产品加税,中美贸易战开始打响,正在进行的全球化突然被川普的大刀一顿乱砍,弄得七零八落,一个混乱的世界开锅了。

自从川普在美国的政治领导人的位置上,美国进入一个快速的“礼崩乐坏”时代。以前总统候选人,离婚都是污点,川普结婚、背叛、离婚再找更年轻的女人,公开地就重复了三次。选民们不但接受,很多共和党的支持者还天天都在网络上羡慕川普的桃花运,称他现在的夫人是美国最美的第一夫人,忘了这个夫人其实是一个“挖呀挖的挖金者”(Gold-Digger),专门跟有钱的老男人结婚。几千年来男人有钱就可以“享受”漂亮女人的这个“男人丛林法则”,以前是隐密的,被美国的宗教道德指责的,川普把这个“法则”公开化、合理化、并成为小事一桩。同时,川普的结婚离婚应合了美国中下层社会近六十年来的婚姻解体,虽然川普的婚姻跟普通人婚姻的解体根本不是一回事。

以前性骚扰是一个相当大的罪名,但多次性骚扰女性的男人成了总统,可见性骚扰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了。从川普之后,任何人的道德问题都不是问题了,无论是偷税漏税,还是嫖妓封口,无论是小气地对自己上台典礼的观众数字谎言般夸大的执着,还是对乌克兰总统的黑社会般的威胁,疯狂自恋的自大狂与利用国际政治达到个人目的,都不是一个事儿了。

美国是一个文明程度,行为举止都很有规则的社会,“civility” 是美国社会的公则:礼貌、社交分寸、适可而止等等是西方文明的“礼法”,是孔子提倡的“礼”,如果礼乱了,就是礼崩乐坏,社会秩序混乱,道德风尚败坏。川普成为总统之后,传统的西方的“庙堂礼乐”——政治游戏的规则和习俗都被打破了,美国进入了一个 “礼崩乐坏”的时代,文化价值在洗牌,文化价值标准急遽坠落。

2020年民主党拜登的重归完全可以理解。大多数美国民众还是体面的、善良的,有度的,所以拜登当选,表达了大多数人们对川普混乱状态结束的渴望,大多数希望国家政治能安静一点,社会回归正常,无论是世界首富马斯克还是大多数美国公民都把票投给了民主党的拜登,虽然拜登当时已经老态明显了,人们都忽略不计,大多数人向往一个没有川普把世界搅得天翻地覆的国家领导人。

拜登住进了白宫,并不是他代表了未来,而是他代表了一种让人心安的延续:那个decent的美国回来了,那个胡来乱做的总统制造的乱糟糟的美国翻页了,美国重归过去我们熟悉的政治方式:总统不是娱乐明星,政府回归高大上,白宫再次远离老百姓,他们做的事情,比如暗中鼓动战争都在民众的视野之外。

自从拜登上台,我连新闻都不怎么看了,一切平静,虽然拜登在对中国的政策上,完全继承了川普并加倍地把中国当成软柿子捏,当成不共戴天的对手。国务卿布林肯对中国颐气指使,亦让我震惊,这个美国最高的外交官,举止如同最活跃的战争鼓吹者。他的“不是坐在桌子旁边吃,就是在菜单上被吃”的理论,让我不寒而栗:国家之间的关系难道是吃与被吃的关系吗?这,这,这,是美国外交代表的思维?

美国的主流媒体在2016年川普上台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反思自己的舆论导向问题,他们的结论是2016年大选前他们给川普的媒体时间和版面太多了,无形之中帮助了川普竞选,所以他们的痛定思痛,改正的就是整个川普的四年他们把震惊和厌恶导向川普,舆论和媒体让我们这些普通的人感到时刻震惊,越来越对混乱感到不安,我们需要回归安宁,媒体的带领是拜登民主党回归的推动力。

拜登时代伊始,主流媒体跟我们一样,珍惜这种混乱后的平静,主流媒体紧跟拜登政府走,主流媒体的电视网,除了狐狸台即福克斯媒体(https://www.foxnews.com/),其他的几乎都成为了民主党政府的跟随者,这在美国的历史上十分罕见,上次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还是第一次大战爆发之后。

对拜登的政策,主流媒体诸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几乎很少质疑,与他们时刻对川普政策的质疑完全不同,他们一边倒地支持拜登政府,成了政府的传声筒。比如媒体不质疑拜登政府的乌克兰战争的政策,他们用非常简单的划分方式,美国-民主/俄国-专制,至于地缘政治的背后权力角逐,《纽约时报》拒绝发表杰弗瑞·萨克斯(Jeffrey Sachs)教授的质疑这场战争的文章。老百姓被遮蔽在舆论的一边倒之中。再比如,德国北溪2号输油管的被炸,主流媒体从来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直到今天还在遮遮掩掩。

还有,就是民主党开始对川普的反攻倒算和清算,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美国是两党制,一般说来,执政党对前执政党不是进行政治倒算,而是改变其政策,用这种方式纠正彼此。但拜登时代,民主党对川普进行了各种政治清算,川普是一个缺点甚多,道德品德有各种污点的人,很容易找到他罪行,各种罪名,各种起诉,各种各样判决,虱子多了不痒,川普不但没有被污名,反而成了久经考验的领导人。主流媒体基本上都站在民主党的一边,造成的反弹是民主党没有预料到的。

与主流媒体成为政府的传声筒对抗,这几年出现了大量的自媒体:Substack——美国网络自媒体大平台(https://substack.com/home),Rumble——网络视屏自媒体大平台(https://rumble.com/), Patreon——网络自媒体的艺术、作家,自由职业者等的舆论与视频平台(https://www.patreon.com/),这三个大平台坚持不审查任何言论,也要求必须交费阅读或观看,以及如The Free Press ——这样的上百万用户必须交钱阅读的个人的独立媒体(https://www.thefp.com/)。

拜登的四年,主流媒体的信誉大大降低,普通人对主流媒体的信任率降低到史无前例的低水平。2020年六月,《纽约时报》因为在“观点”专栏发极端保守派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 的观点文章,导致一千多《纽约时报》工作人员要求“观点专栏“编辑究责,结果编辑部主任辞职,年轻的责任编辑巴丽·维斯(Bari Weiss)也被迫公开辞职,这个事件标志着主流媒体对“异议”的禁言。“观点”栏目都不能发表不跟主流潮流的异议了,在倡导言论自由的社会,这无疑是一个明显的转变。主流媒体沦为党派工具,成为政府的传声筒,媒体的独立性被忘在爪哇国去了。

拜登的四年,Substack, Rumble, Patreon 这样的大平台和自媒体给美国这个民主社会提供了新的“知道”方式。除了铁杆的民主党支持者或铁杆的共和党支持者之外——他们基本跟着各自的党的指挥走,不会寻找不同的声音来质疑自己,自媒体平台给希望听到不同声音的有意识的读者和观众提供了新的可阅读的文章、可观看的视频、可听的播客,提供了新的角度。这对川普再次归来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我是对主流媒体逐渐失望的一员,虽然我仍然订阅《纽约时报》,并天天都看这个人文网站“艺术与文字日志“(https://www.aldaily.com/),里面有美国和世界的的各大传统报纸(25家)以及各大杂志(近百个)的直接链接,我可以在半个小时之内浏览传统媒体各大报纸和杂志的头条,并挑选感兴趣的阅读一下,让我知道主流媒体在说什么。

我平日听的却大多都是自媒体——上下班开车的时候,躺在床上的时候,每天走步或周末爬山的时候,我都在听。一天要花三四个小时的时间听,往往听的比读的还多,这样,我的想法就越来越跟主流媒体的叙述不一样。比如,关于俄乌战争,我因为多年来喜欢俄国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弗拉基米尔·庞泽纳(Vladimir Pozner)和美国国际地缘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 的书,从战争打响的开始,我就觉得主流媒体在误导大众,这场可以避免的战争是美国政府故意鼓动起来的。这不是主流媒体大量宣传的民主和专制的战争,那只是冠冕堂皇的叙事,这场战争本质上是美国军工复合体和美国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乌克兰人民的代理人战争。

离开《纽约时报》的巴丽·维斯自己干脆建立了《自由出版报》The Free Press,她一个人用不到两年的功夫建立起了一个声誉卓著还赚钱的媒体。我是从她发表第一篇文章开始就看她,眼看着她的媒体越做越大,真是不得了。我也常常听她播客,比如去年(2023年)夏天她开始采访每一个要竞选总统的候选人,给这些人一个机会,用一个小时谈论自己的政治主张,共和党和想挑战拜登的民主党的十几个候选人,人人都谈。我就是通过这个采访了解到这些希望成为为总统候选人的见解的,比如小肯尼迪,这在其他主流媒体根本没有的。主流媒体倾向拜登,根本不给要跟拜登竞选的民主党人机会,所以民主党内无竞争,迫使小肯尼迪最后加入了川普。

与此同时,主流媒体的叙事越来越显出他们的意识形态先行的本质,他们在自由主义的叙事里相信自己的正义性,我阅读他们,常常很纳闷,记者们的批评精神哪儿去了?例如,自从拜登上台的这三年半,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最大的体验就是通货膨胀,可是主流媒体对此的报道却常常轻描淡写,避重就轻。

这几年涨价的日常食品生活用品还是小事,我们温水煮青蛙一样地煮自己,也没有把这太当回事,但各种保险的涨价,房屋保险,汽车保险等等高涨,简直到了瞠目结舌的地步,房屋价格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突然暴涨,让第一次买房子的人无法买房,到今天虽然降价了一点,但价格仍然远远超过普通人挣的钱可以付得起的地步。汽车价格也暴涨,有一段时间,旧汽车的价格都快赶上过去的新汽车了。事实是,民主党的上台,民生没有得到多大改善,通货膨胀是大多数人感受到的日常,可是民主党在竞选期间,不太谈论这个有关民生问题,好像他们都不生活在我们的世界里,民主党与实脱明显脱节。

川普的个人道德和行为使美国的道德文化的准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造谣、说谎成为不觉得可怕可耻的政治方式,如果说以前政客们也这样做,但很隐秘,被发现了还是一桩罪证(比如美国总统尼克松被迫下台),现在,川普胡说八道,造谣,撒谎,给政敌起外号羞辱对方,小学生霸凌的方式的政治斗争都成为正常之后,两党互相造谣式的攻击也成为正常,政治竞争成为互相扔屎的过程,弄得我什么新闻都不敢相信,恐怕是假新闻吧?

更有甚之,民主党在拜登上台后,对川普的政治清算,不仅激起川普的坚定的粉丝们愤怒,也让很多独立的选民逐渐反感,把对川普的种种批判看成政治迫害。结果是川普罪名越多,人们越同情他,结果他犯的罪也算不了什么了,文化的改变,道德标准的降低,让川普继续在胜利的大道上奔跑。

而民主党傲慢地继续打极左派的文化战争,企图用这个方式争取选民。性别多样化议题、堕胎议题,这些年讨论和争论了很多,在年轻的一代里,这已经不是太大的问题,继续争论这些议题,改变不了根本就是保守派的人,也改不了根本就是进步派的人的立场。但民主党不反思,居然预测人们还会继续为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再次脱离现实。

比如换性别人士用厕所,本来不是一个大议题,只要给一个单独的厕所加上锁,就可以不同性别轮流用,如果你是换性别人士,你就去单独的厕所就行了,这不是一个重要的“权利”的议题,是用很简单方式就能解决的议题,所以继续推进这类的议题就是浪费时间,而且收效甚微,引起反感。

民主党还在继续用“性别和种族”这些问题试图争取黑人或少数族裔包括亚裔,认为人们会根据自己的肤色选择候选人。也的确有很多人根据肤色支持候选人。哈里斯被确证为民主党候选人之后,我的一个白人教授朋友打电话给我,激动地说:哈里斯是黑人,是女性,是亚裔, 我坚决给她投票。我问:她的肤色重要吗?民主党里有很多这样的时刻感到“白色内疚”的人,但我是有色人种,我觉得我的肤色不欠任何人选票。

“性别多样化“这个议题其实对父权社会里的很多男女都是一个挑战,需要时间理解和消化,一些黑人男性在黑人女性的巨大进步下已经感到女性的力量压到了他们,(这点与一些根本不明白女权主义思想的中国男人对女权主义的”先天“反感是一回事),结果导致有些少数族裔男性不再支持民主党,因为他们感到自己力量在被减弱,民主党越觉得自己进步,越脱离现实,疏离本来可以支持他们的男性。

女性也不例外。对很多女性,堕胎问题不再是选举的根本问题,民主党继续纠缠这些问题,只引起更多女性逃离这个议题,不把这个议题当作自己的出发点,特别是这次选举。哈里斯没被选上总统,不是因为她是女性, 这个问题从2016年以来八年之内已经基本(可能没有全部)解决了,美国人总体的性别平等观深入人心,就是共和党人大多数也是性别平等的信徒。哈里斯没被选上总统,不是因为哈里斯是黑人,这个问题也越来越不那么重要——毕竟哈里斯的丈夫是白人,竞选伴侣也是白人。

哈利斯没被选上,根本的还是她在媒体面前没能展示她的领导人的能力和气魄,她也没有自己独到的对未来的远见和愿景,她没给自己定义为新的可能,却表达依旧走在拜登的路上,这条路,大多数美国人已经嫌弃,民众向往转变,民主党似乎根本没意识到这点,还沾沾自喜,傲慢地走在旧路上。

对我来说,致命的是美国政府和媒体对言论自由的封杀。美国一直以言论自由而著称,这也是世界上很多的人把美国看成是人类的灯塔的原因之一,但是,因为文化战争,美国的进步派越来越不容忍不同意他们的言论,进步派突然摇身一变成了“伟光正”,他们的理论不容质疑,他们自以为代表历史的方向,对一切挑战他们思维的言论都想封杀,都想封口。

这在大学里是最明显的。大学本来是辩论、思辨和追求真理的地方,应该允许各种思想的存在,就是错误的思想也该允许存在,但现在因为激进进步派的强烈主张,一些对他们的理论或叙事或故事有怀疑的都被描绘成“种族主义、性别主义,恐同“等标签,被他们看成反动、落后、愚蠢,激进势力挟裹着时代潮流,大学里不同的声音被压制,谁都不想被学生举报,说话或开玩笑不慎,都有可能上升到政治错误的地步。

其次,就是对不同声音新闻媒体的打压。俄乌战争一开始,美国政府立刻封禁了俄国在美国的新闻频道“今日俄国”,这个台的工作人员全部解散,你无法了解俄国政府的立场,你只能听美国的宣传。作为坚定地相信言论自由的人,我觉得这个封禁的指令是与美国宪法对立的。知己知彼才能做出正确判断,美国宪法保障言论自由,但拜登政府就是毫无顾忌地封禁了这个台,那些在这个电视台的节目也都没了,没有任何主流媒体对此发表质疑意见,大家都觉得俄国是敌人,普京是独裁者,不让他们在美国社会发声是理所应当的,这让我想到中国的阶级敌人被打倒的时刻,我很震惊,犹如大梦初醒,明白了美国“言论自由”的界限。

我逐渐看出了美国政府的意识形态宣传,几乎也是无孔不入,主流媒体似乎患了集体软骨病,媒体人员大多也是跟风,人们很担心自己不跟大多数人一样,只有少数的人才有勇气,在随众和跟着安全的主流意识形态走这方面,美国跟其他国家没有那么多的不同。我长久以来相信美国的美丽就在于思想的不统一,对立思想的人可以容忍彼此,但这个传统已经在这几年之内被严重地消弱了。

以上种种原因让我感到民主党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沉浸在感觉良好自欺里,总统竞选成功的可能性不大。早在总统选举之初,我就对我可以信得过的朋友说,民主党没戏了,现在民心思变。我的一个好朋友听我这样说,对我说,你可以不选民主党,但你不能选共和党,如果你选,我们的友谊就完了。我笑,可见民主党支持者的不容忍。

早期选举一开始,老伴就积极去选举,对我说,就是民主党把一只狗当成竞选人,我也得投民主党的票。我还是笑:民主党,我们投不投票,都会输掉的。他不同意我,他说民主党一定会大获全胜的。我说,拿一百块钱出来,打赌。好!打赌!

一个年轻的朋友在跟我讨论竞选的时候,劝我一定要投民主党的票,劝我说,你不投民主党就是给共和党投票。我说,政治从来不是二元对立的。(其实2000年我也用同样的话劝过我的朋友斯考特,那时我还没有投票权。),24年之后,我想到24年前我跟这位年轻人有同样的想法和言论,想到自己真是老了,不再信服美国政治的二元对立,政治是一个广阔的色谱,你可以浅灰,也可以深灰。 美国的两党在本质上有相似之处,用杰佛瑞·萨克斯教授的话,美国现在没有两党,只有一党—uniparty,特别是在外交政策上。

我最终投内心里最信服的人的票,把我的选票给了我喜欢的富有激情的黑人知识分子,美国哲学家康纳尔·韦斯特(Cornel West)教授。我读过他的书,也见过他,对他的印象非常好,他是和平主义者,我也是,我反对任何战争,世界上最大的邪恶就是战争——用美国知识分子克里斯·海哲思(Chris Hedges)的最近出版的书的书名说(The Greatest Evil is War, 2022),我知道韦斯特教授选不上,没关系,我支持他的立场。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左派,会坚持政治正确——这是同情与同理的人道主义立场,我也坚信言论自由,坚持我不同意你的言论,但捍卫你发表言论的自由,坚持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言论与主流统治者相左或与大多数人不同而被封禁或封杀。

2024年美国的总统选举结束了,民主党不但失去了总统位置,还失去了参议院,众议院的多数位置,川普还三十年来代表共和党第一次赢得了多数选票,我写作此文的此刻的差距是432万8千765张选票,4328765个人,美国人用选票做出了选择。那个十次有九次做出准确预言的教授阿兰·利赤特曼 (Allen Lichtman)这次看走了眼,公开承认自己错看了。

民主党的失败,还有诸多原因,我就不再一一细说了,根本的是民主党犯了很多自以为是的错误。以上是我对这次选举的简单分析,完全从我个人的经验出发,是我对2024年总统选举的一家之言。

我祝福新选上的总统,相信这次他不再是单枪匹马,他的团队或许能给美国带来新的变化,或者真的让美国再“伟大”,虽然我完全是冷眼的,不信的,我不信一个信口开河的人,不信一个没有道德准则的人,不信一个自我夸大时刻吹捧自己的人,不信一个把国家当成私企的人,我也不信他给问题百出的美国开出的药方。

我用清洁眼睛的药水揉我的眼睛,我站在这里👀,拭目以待。

周三选举结果出来,我因为在监狱里教书,时间太紧,住在城里无法回家,昨天下课后我从学校回到乡下的房子里,看到老伴把现金和一束金黄的玫瑰放在桌子上,他还手写了给我的欠条,表示民主党输了,我赢了,我拿起一百块钱, 大笑出声。



2024年11月8日

9/28/2024

台风海伦路过家门口

这是我来到亚特兰大之后第二次经历台风——台风海伦——经过家门口。上次是20179月初,台风伊尔玛从城市上空掠过,大雨下了一两天,记得台风之后我开车出来查看街道,到处都是残枝败叶。这次的台风从数字上看比2017年的台风要严重,因为台风眼在佛罗里达上岸后会直接奔到亚特兰大。我平时不怎么看天气预报,因为大部分都不准。这次我看了看,因为老伴要从欧洲回来,我要周四晚上去机场接他,我看到预报说要下雨,跟老伴开玩笑说,已经七个星期没下雨了,你要回来,把雨也带回来了,我当时并不知道是台风要来了。


亚特兰大很少有台风,虽然是在南方,但这里的地理位置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城市本身坐落在蓝色群山的底部,海拔300多米,台风很少直接碰过来,虽然离佛罗里达很近,每年都会有热带雨林的暴风雨,但台风总是绕着走,常常从佛罗里达上岸之后就奔东北而去,到北边的南卡罗莱纳或北看罗莱那,而错过亚特兰大,我很少想到或听到台风的消息,所以这次我根本没有意识到台风的到来。


周三下午我在联邦监狱跟被监禁的罪犯们做他们将来出狱后申请工作的模拟面试,十二点开始,我到监狱的时候,乌云已经开始遮盖天空了,我看监狱庄严肃穆的如人民大会堂一样但灰色的大楼,与天空的深灰合为一体,好像天空上的宫殿一样,但看不出是否下雨。四点半工作结束后出来,暴雨倾盆,我很吃惊雨这么大,我没有带雨具,就在大雨里奔跑,从监狱里的讲课地方跟着狱警们跑到另外一个地方,最终出了监狱大门,我的衣服已经湿透了,我还是不知道这是台风的前奏。


开车到家,洗澡换衣服,打开电脑,看到学校的通知:明天学校要下午两点半关门,后天的教课变成网课,因为天气预报说这两天都是大雨,我更是吃了一惊,没想到是大雨到了学校要关门的地步,有趣的是,学校的电子信通知里完全没有提到台风这件事,或这个名字,所以我还是无知,并不知晓这是台风来了。


我犹豫要不要回到郊区的房子里去,因为大雨就会刮大风,我担心家里的树木那么多,得回去看看,但明天虽然学校要早关门,但我的课是在关门之前,我必须得去学校上课。所以,我犹豫了好久,差不多有四十都分钟,我已经换好睡衣靠在床上看学生的作业,准备明天的课,,这时,学校又发来新的电子信通知:明天的课也是网课了,请教授们不要到学校来了,学生们也在宿舍里不要出门。既然如此,我冲下楼,跳进车里,立刻到郊外去,大雨越来越大,好像这两个月没下的雨此刻都下了,我开得有点紧张,雨刷器疯狂地摇摆,它们摇摆发出的声音在我看来就是蘑菇蘑菇,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雨刷器要说这两个字。四十多分钟后回到家,家中尚好,看外面雨中晃动的大树,想,如果树倒了,至少我在家,可以关掉电门,不引起火灾就行。


一夜都在下雨,我听着大雨的声音,听着雨打在树叶上的哗哗的声音,这些声音让我想到小的时候,北京的小院子里有两个枣树,一个小甜枣,一个大木枣,下雨的时候,雨打在枣树的叶子上,我躺在床上听雨声,那个时候我没有失眠的问题,那时我憧憬着未来,现在我活在我憧憬的未来里,我的生活我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我会住在四周都是树木的地方,会在巨大的雨声里,却怎么也睡不着觉。雨声把我带到回忆的河流里,我是那么想念我的母亲,我想写她的去世对我的意义,可是我从来不能写,心里想到她就是痛苦和泪水,自从母亲去世,我才明白世界上那个最爱我的人去了,我成了彻底的孤儿。


无论怎样我都无法入睡,干脆就躺在那里继续听书,听广播,听讨论,直到早上六点左右我才模糊地入睡,七点多一点我就醒来,听雨声,雨还在下,我要在家里教网课,上午教一节课,下午教一节课,于是起来准备网课。我看新闻才知道这场大雨是台风海伦的前奏,台风将于周五早上八点左右到达亚特兰大,台风前的狂风带着大雨已经下了整整一天一夜了,大雨已经造成很多损失。我教课,跟儿子聊了几句话,他建议我回到城里去,安全一些,我没有心思多说,教了两节课下来,网课真是难上,学生都躲在电脑之后,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我觉得累得都要昏倒了,昨天没睡好也是头昏的原因吧。


意识到是台风,我开始看天气报道。报道说,虽然亚特兰大不是热带飓风的陌生地,但这次的台风十分罕见,因为台风海伦的风力很大,暴雨级别也很高。新闻上说:这可能成为亚特兰大都会区历史上最显著的飓风或热带风暴之一,预计会有飓风级别的大风出现。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这不是一场普通的会掠过亚特兰大的台风,这是一场直接会打过亚特兰大的台风。我才恍然大悟,好像台风海伦这个词有了新的意义。


呃,原来如此,这下我才彻底明白了这些大雨的原因。看着这样的句子,我看着窗外的雨,这个夏天是个干燥的夏天,我每天都给我种的栀子花浇水,已经七个星期没下过雨了,这次雨会让大地突然湿润,大地饱吸雨水,排水不畅,很多地方就会有洪水。


亚特兰大被称之为森林之城,这里最大的风险就是树的倒下,到处都是树,高大的树木枝叶繁茂,就像快船的帆一样捕捉风力, 特别是老树,太容易倒下了,砸到道路上或房子上了。


我的窗外的树在雨中,他们在雨中站着,他们共同摇晃,好像是集体团结一样,我不知道他们中哪棵树会受不了而在什么时候会倒下。我大概因为疲倦,失去了感受的能力,我只给好朋友写了一句话:“我这里有飓风……大树很可怕。我恐惧的是树,不是雨。


同时我看老伴的飞机从巴黎起飞到伦敦,他的下一班飞机从伦敦已经起飞了五个小时了,我必须准备去机场接他了。真想不到他会捡这个台风的日子回到美国来。下午五点多一点我把车开出来,决定先到城里的家去,然后去机场。开车出来的那刻,大雨似乎更大了,大水如注, 疯狂地从天上打下来,我从来没有在这么大的雨里开过车,雨刷器开到最快都会被水模糊了视线雨刷器开到最快都会被水模糊了视线。有那么一霎,我都不想去了,我想躲躲雨再说,可是,老伴的飞机晚上八点一刻到,我必须在天黑之前赶到城里的家,这么大的雨,天黑了就更不安全了。


拐上了路,就看到路旁的大树已经东倒西歪地倒下了,左右都是这些倒下的大树,我的车开过去,溅起来的水浪吓我自己一跳。前面的路非常不清楚,模模糊糊的一片,雨太大了,根本看不清楚,我就是把雨刷器开到最大,雨水也是立刻糊住了视线。我感觉自己就像在水林雨弹里开车,毫无躲避的可能,全身心都必须高度集中,生怕有任何一点闪失,任何闪失都是生命的代价,我此刻才明白不仅大风可怕,大雨也很可怕。


上了高速公路,感觉松弛了一点,高速公路比乡村公路要好开,首先是大家都往一个方向,不必担心对面的车,其次,车流有序,运输大卡车很少,这减轻了我的心理负担。自从老伴开着我的车在六月份被一辆大卡车剐了一下,把轮胎给报废了之后,我对大卡车总是有种恐惧,但因为大雨,大卡车显然都没出动,我的感觉顿时轻松了一些。


到了城里的家,我安顿下来,打开电脑看飞机的消息,顺便看看这场已经下了快三十个小时的雨到底要延续多长时间。报道说:“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的气象学家发布:台风海伦可能成为亚特兰大的“雨果”——一个内陆飓风,风速超过大多数台风,类似于1989年发生在北卡罗来纳首府夏洛特的情况。雨果是南方历史记忆里最大的台风之一,1989年横扫南方几个州,暴风雨为四级,以超过70英里的风速向北深入200英里,横扫卡罗来纳中部,一夜之间导致数千棵树木倒塌。


这次的台风海伦是墨西哥湾观测到的最大飓风之一,并将比“雨果”更快地向内陆移动,这意味着它的风力可能像电锯一样穿过乔治亚和南卡罗来纳的森林,造成巨大破坏。我的学生柏伦对我说:“您干脆别去机场了,太危险了,我帮您给您的先生打个车,那些司机比您有经验,下雨开车也不怕,您就在家里等吧。“ 我说:”不行啊,我老伴不会打车,他不知道怎么用打车的软件,就是我给他打了车,他也不会找车,机场需要到特殊的地方去打车。“这就是我生活的现实,老伴不会用手机上的软件。


他的飞机晚点了,我躺着床上学法文,混时间。九点多一点起来看他的飞机,原来已经降落了,我就下楼准备出发,坐在那里穿鞋的时候,老伴打过电话来,我说我正要出发。于是再次冒着大雨出发,雨其实似乎比几个小时前要小了一点,而且是高速公路直达机场,一切顺利,我到了机场,来到迎机大厅,不到二十分钟就看到老伴出来了。老伴觉得他开车没问题,坚持我们必须回到郊区的家去,他也担心那些大树,于是我们继续前行,夜里十一点半到家。雨,其实是小多了,我感觉雨不如下午大时候那么大。


又下了一夜的雨,第二天早上我八点多才醒,雨还在下。这样看来,这场雨已经下了四十个小时了。我打开电脑 ,新闻上说,很多地方都停电了,我们很庆幸,我们还有电。亚特兰大市里的北边发了水,洪水把很多房子都淹了,大树倒塌造成了人员的伤亡。


我对这场台风越来越有兴趣,以前我似乎从来对台风没有什么特殊的兴趣,我看《纽约时报》的即时新闻:九点半的时候,新闻上的电子地图表示雨云已经过去了,台风实际上比预计的到达亚特兰大的时间早,因为风力大,雨也大,现在,台风中心已经到田纳西州那边去了。我估计马上就要天晴了,就跟老伴就开车出门去菜场去邮局,出去的时候还有零星小雨,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回来,雨已经停了,云开始散了,风吹着呼呼的,太阳都在时隐时现了,可是家里电没了,不知道哪里的大树倒了,把电线压到了。我们这个街区的电线都是埋在地里的,一定是别的地方发生的事情。


刚才在路上,我们就看到了道路两边倒塌的大树,我们这条路的对面就有好几棵树倒了。庆幸的是雨停了,虽然没有电,但我们可以清理树叶树枝,太阳也出来了,天空如洗,清丽得不可思议。我们还在街区散散步,看看雨后的街区,到处都是树枝树叶,但没有大树倒塌。下午快六点的时候,电来了,上网看新闻:本州因为这场台风已经死了15个人,包括一个救火队的队员,是大树倒塌砸在了他的车上,他正好在开车,天呐!台风过往的这几个州,有四十多人死亡,这次的台风造成了四百多万人没有电……呃,如此严重!

傍晚的时候,我出来散步,晴空丽日,街区一片非常安宁美好的样子,好像昨天的暴风雨都不存在。这样的静美,让我觉得很不真实,我都不知道什么是真实,什么不是真实了。

回到家写这篇日记,记录这两天这些无比平常的事情,我想到,当我们在暴风雨之中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有多么危险,如果无知,这些暴雨并不那么危险,只有知道在发生什么,只有从危险中出来之后,我们才有后怕,才想到那些可怕的可能。

我这两天的台风的经历,不就是人们在20222月俄乌战争爆发后的感觉吗?我们都是懵懵懂懂地被带进了战争的暴风雨里,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世界将因为这场战争而彻底改变,慢慢地,我开始理解在发生什么,我越来越恐惧,你知道的越多,你越对可能性感到恐惧,大多人不会对这场台风或战争知道得更多,因为如我,平时根本就不关心台风,加上学校的信件都没提台风,主流媒体不提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只是以为是一场雨,殊不知那是历史性的事件,历史在改变轨迹,我们此刻就在急剧转变的洪流里,我们不知道改变的方向,我们只有感觉,我的感觉就是更可怕的世界来临了,我们作为被统治的阶级却无能为力。我们进入了一个战争的硝烟四起的时代,这个时代怎么也不是我们想象的更好的世界。
 
2024927


4/05/2020

哲学家们的呼喊:警惕他们在利用疫情!


78岁的意大利政治哲学家乔治·阿甘本有时候犯糊涂,226日,他发表文章《无动机的紧急状态引起的例外状态》,(http://positionswebsite.org/giorgio-agamben-the-state-of-exception-provoked-by-an-unmotivated-emergency/)对意大利开始爆发的疫情表示不以为然,并以他出名的“例外状态”理论对意大利政府在此刻的严格管制提出了警惕:“把例外状态作为常规政治范式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一以贯之,他继续以知识分子的担当批评意大利政府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对政府的高调警告导致了“集体恐惧”也进行了批评,认为这些都是政府利用流行病对人民进行更严格的控制的手段。这些是一个恶性循环,他不满地抗议:“人们渴望安全,于是接受了政府对个人自由的限制;然而让人们产生这种渴望的、并采取措施加以满足的,恰恰也是政府。”

一个月后看来,我们都知道阿甘本是多么糊涂地把这场疫情轻描淡写化了,所以批评阿甘本文章在英语世界里已经几十篇或上百篇,比如《高等教育年鉴报》的文章就这样嘲讽阿甘本《阿甘本的新冠病毒的无知性》(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Giorgio-Agamben-s/248306/),数不胜数。阿甘本的老朋友,法国哲学家让-卢克-南西是最早的(227日)对阿甘本的文章进行批评的,他小声地对阿甘本的糊涂不满,但作为老朋友,他还是同意阿甘本的基本理论的,他只是提醒读者,千万别听阿甘本的,他说,“二十多年前,我要是听了阿甘本的,没换我的心脏,我就活不到今天了”。(https://unbecomingcommunity.wordpress.com/2020/02/29/viral-intrusions-and-other-friendships/

阅读老朋友之间的拿小刀子彼此对打,特别这两位都快八十岁了,我忍不住笑。

这两位哲学家们都在担心政府利用疫情达到紧控紧缩人民自由的目的。这是在西方,这不是在中国。中国老百姓在乎不在乎自由的呢?自由是什么呢?记得19935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我陪同多丽丝·莱辛——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人,在天安门广场散步,她问我:“你觉得没有自由吗,在中国?”我看着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于是便问:“什么是自由呢?我不知道你说的自由是什么,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她不停地点头:“是的,不知道自由是什么,就无法谈论自由。”

阿甘本肯定没有料到疫情今天的状态。这大概是对哲学家或任何一个想说话的人的一个教训,不要过早地对现实问题下结论。如果意大利人民不是非常积极地跟随哲学家,可能疫情的发展不会到今天这么严重。当然我估计意大利人民肯定没有听哲学家的话,这个世界有谁听哲学家的话呢?从历史上看,人民都是讨厌哲学家的。比如民主的雅典人民就讨厌苏格拉底,并通过民主的方式给他一杯毒鸠,让他死去了事。

但是阿甘本说得对不对呢?我却是很同意阿甘本的提醒的,虽说我此刻很听本地政府的话,比如本县县长今天就说,从今天晚上9点起,全县必须实行“社会距离化”——酒吧关门,餐馆也关门。不过佐治亚州整个州还没有实行这样的限制。美国的各州各自为政,州里的各县也各自为政,可见一斑。

佐治亚作为美国的“红州”——是一个政治和文化都非常保守的州,到今天还歌舞升平,为了经济而没有强迫隔离或“社会距离化”。我们这些在家呆着的人,是因为知道中国疫情的厉害程度,吓得自我隔离的。而此刻,我的状态就是阿甘本所描述的“赤裸裸的生活“(bare life)——生存下去,不得病,多睡觉——最后这个是我对自己的更高要求。我坚决实践“睡觉革命”——The Sleep Revolution”—美国著名的左翼新闻网站赫芬顿邮报的创始人阿丽阿娜·赫芬顿这样说,这是她的书的题目,她认为睡觉与做好事情密不可分,睡不好的人,无法取得该人要取得的目标。

阿甘本对“赤裸裸的生活”有着简单的看法。在他的第二篇《厘清》(317日)中,他认为“bare life”—生存下去的“赤裸裸生活”让我们与邻为壑,让我们盲目地把我们和其他人分开,把其他人都看成是带病菌者而导致跟人个人之间的距离与隔膜。他问:“除了生存下去之外,没有其他价值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阿甘本对“社会距离化”的疑问在于他对社会必须是人与人面对面交往的前提的相信,这个前提,随着网络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机理里,已经坍塌,所以我想,“社会距离化”未必一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陌生。(https://itself.blog/2020/03/17/giorgio-agamben-clarifications/

阿甘本更为担心的,他陈述,不是现在的“社会距离化”,而是疫情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就如同过去的战争留下的遗产诸如那些武器(核武器)或铁丝网会永存一样,关闭大学和学校,上网课,不再与人面对面的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将通过机器进行是不是会永远成为正常呢?阿甘本说:“敌人不是在外部,而是在我们内部,是我们自己。”

比起阿甘本来,于瓦尔·赫拉利的文章更深刻,也更清晰,不愧是当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而阿甘本等等都是落日了,行将归于一个我们不再过多阅读的一代,甚至阿甘本他们的写作方式也是精英得一般人无法接近,而将最终寿终正寝。我们这一代恐怕是有耐心阅读文字佶屈聱牙的最后一代了。我的学生们大多都是只看电影,只喜欢阅读图画了。

我自己看哲学书,特别是政治哲学书,越来越觉得哲学本来是最贴近生命本质的文字,比如十七世纪苏格兰知识分子群的书,虽然已经三四百年,文字却通顺易懂,甚至可以听书就明白。后来的政治哲学书与语言哲学混合,被二十世纪哲学家包括维特根斯坦等弄得面目全非,跟现代艺术似的,当一般的人都无法听懂你说什么的时候,也是你的语言丧失了功能的时刻。

赫拉利在《金融时报》文章《冠状病毒后的世界》我当天就转载了,(https://www.douban.com/note/755564324/》几天前看到有人翻译了出来,中国的翻译者真了不起,很让人钦佩。

赫拉利面对疫情的观点,除了他提倡的全球合作之外——在全球各国都关闭国界的时候,赫拉利呼吁全球合作,他的最主要的担心,跟阿甘本是在一条线上的,那就是冠状病毒之后,有些政府采用的强力监视工具将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此刻,有些政府部署了新的监视工具,严密监视人们的智能手机,使用识别摄像头监视人们的出行,迫使人们检查并报告体温和医疗状况。以色列是这样做的,PRC也是这样做的,但疫情过去之后会怎么样呢?这些所谓的临时措施,是否会消失呢?

赫拉利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对此不警惕的话,“现在的流行病可能将是人类监控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不仅PRC这样的使用大规模监视工具的国家将把监控进一步正常化,更危险的是,他们的监控将从“皮肤上”走入“皮肤下”。以前政府或大公司知道你的手指在电脑或手机的屏幕上点击什么,现在他们的重点已经转移,他们要知道你手指的温度以及你皮肤下的血压。

知道你手指的温度和血压有什么坏处?很多人会说,我不在乎,爱知道不知道。哦哦,这就是问题所在:以前政府或大公司只知道你做什么,他们也许知道你关注什么,但他们不知道你想或你感觉什么。比如,你天天看《平壤日报》或《环球时报》,政府知道你关注的是什么,但是现在你一看《平壤时报》就心跳加剧,血压上升,满心怒气,一看《环球时报》就血压平稳,心欢脸笑,政府就知道了你的政治倾向。如果政府决定,任何看《平壤日报》的人都是潜在的对平壤不满的人,都需要严格管控,或干脆逮捕,送到边远的劳改农场去,那么,你对时刻被监控是否不在乎呢?

赫拉利谈的是西方民主社会的状态,在民主社会里,我们还有选择——我们有选择吗?在平壤你是没有选择的。赫拉利强烈呼吁我们反思有些政府以疫情的名义进一步监视我们,因为后果不堪设想。我是深深忧虑的,也深深悲观,知道被监控的不可扭转。我唯一安慰的就是世界是你们的,不是我们的。你们不在乎,因为你们没有思考能力去在乎,那就这样吧。哲学家们的呼吁最终可能如苏格拉底一样,被给一本毒鸠了事,这让我今晚哭泣。

早上起床后从微信里看到,一个大学同学的妻子挺过了新冠病毒的肆虐,却倒在了心脏病之下,我骇然、无语。中午跟副校长交流,我想,一个人要跟比自己强的人一起工作,你会觉得总是在提高,站得更高。下午的网课却不尽人意,没有第一次好。今天非常不舒服,晚上不到七点就去睡觉了,这篇日记完成于第二天早上。

今天佐治亚州病人数涨到:2366 死亡69 死亡与生病人的比率:2.9%

3/28/2020

清明节:父亲,母亲和思绪



今天是清明节,我没有给父母烧纸——不知道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会不会觉得落寞,因为我每年都烧纸,今年却没有烧,或说今天却没烧,或许我明天再烧吧。

他们会缺钱花吗?另外的一个世界——那死后的世界,到底在哪里呢? 我不相信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但又如此说,内心里是希望有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可是我也清晰地知道,那个世界仅仅存在于我的想象和我的梦境里。

很多人谈“天堂”——常常有人祝福离开的人天堂走好等等,我听见或看见这样的祝福语就会更加悲从中来。天堂——这个天堂是佛教还是基督教的天堂?我不知道天堂在哪里,仰望长空,白云一抹,地球外的世界大得不可思议,我们是多么渺小,我只觉得天空,空荡荡得一无所有,白云飘飘,一切都如幻觉,随时可以消散。

母亲去世的2013年,我悲痛欲绝,为了安慰自己,或是为了理解死亡,开始寻找关于死亡的阅读。深深打动我的书是美国著名的女作家Joan Didion 2005年出版的《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魔思幻觉的一年——写她的丈夫突然去世后,整整一年,她在对丈夫的思念与幻觉里。

20132019年就是这样过来的。我沉浸在对母亲的魔思幻觉里,常常觉得可以给她打电话,常常觉得她可以接电话,大声地跟我说话,可是我拿起电话,却无法播出号码,这几年我们已经不再用座机了,母亲公寓的座机已经不在了。母亲的手机号,也不在我的新电话里了。视频的Skype里联系人一栏还写着:妈妈家。可是我再也不能用Skype 跟她联系上了。我常常看着我的Skype发呆,好像不相信母亲不在了一样。

2013年夏末,我一个人搬到亚特兰大,住在顶层的楼房里,看得见外面市内高楼大厦,夜晚城市的高楼满天的灯光,我感到安慰,感觉自己在城市里,城市都是相似的,我感到自己在北京一样的大城市里。我喜欢都市生活,2013年我的生活开始了新的一页,母亲不知道。

那年的秋天到冬天,我每天教课回来,就在网上听课,一开始听的就是耶鲁大学著名的教授——他在中国也很著名——Shelly Kagan—谢利·卡干教授的课程《死亡》。他的课二十四讲,每堂课都有阅读,主要是哲学阅读,谈死亡的意义,我把这门课听了两遍或三遍,每天枕着卡干的声音睡觉,试图明白死亡的意义。卡干教授的课程,全世界有一亿以上的点击,我就是那一亿个点击里最认真的学生,把他要求的阅读认真地读了,把他的讲课听来听去,从此我走上了学习哲学之路。

自从母亲去世,冬天的时候,我就穿上母亲的旧毛背心,母亲自己织的,她去世后,我带到美国来,母亲的大毛背心,宽宽大大大,穿着很舒服,也保暖,我在家里楼上楼下,感觉自己就像母亲,有种跟母亲贴近的感觉。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妈妈是我的大毛背心。

我最近常常梦到父亲和母亲。也许是因为睡觉睡得多,每天睡十个小时以上,所以很多梦居然都记得,有时早上醒来,我会躺在床上回忆自己的梦,回忆跟父母的交谈。梦中的父母永远是中年人,梦中的儿子永远是那个还需要我的少年。

我做的这些梦的主题常常是要寻找什么,或有什么灾难发生了,我总是很焦虑,看到父母在忙,儿子不知去向,梦中的我,会感到母亲在的安慰,感到父亲忙碌我知道他在的安稳。梦中的我,已经成年,却还是感到父母在的安全。

醒来后我会后悔怎么会醒来,我只想多跟他们呆一会儿。我意识到自己曾经浪费了多少时间,没能带母亲到各地吃饭,她喜欢吃啊,我却因为考虑健康,宁愿在家吃饭,真是后悔莫及。子欲养,而亲不在,这种痛苦,只有亲身经历才可体验。

我存了相当多的冥界的纸币,腊月二十七是母亲的生日,我在院子里给母亲烧纸,看着她的照片,跟她聊天,我跟她说心里话,她只是笑着,从墙上看着我。我对她说自己对妹妹 的担心和爱,对弟弟的担忧和爱,母亲只是微笑着,从墙上看着我。我哭了,哭着,母亲在墙上,看着我微笑。

母亲的微笑慢慢地平稳了我。亲人们在一定年龄之后,都走了自己的路。我们每个人都走了自己的路。各个的小家比我们成长的大家更重要了,我的对家对兄弟姐妹的期待只是幻想。亲人的关系如任何一种关系一样是需要无私的奉献献和耐心的呵护,如同友谊一样,需要培养和经营,如同爱情一样需要彼此的关心和日常的呵护。

是的,每个人都会死去。年轻的时候你说,人老就会死的,说得那么轻松。年纪渐长,死亡变得沉重,当你的父母离去之后,你才知道死亡和永久分离的重量。儿子,此刻你还不懂,有一天你才会懂。

疫情之中,生命变得更为脆弱,死亡更不是遥不可及。今天,清明这天,风和日丽,我跟老伴在森林里走,我们走在森林的小路里,高大的松树,阳光从笔直的松树中射出,闪烁的光芒照在新芽的嫩绿上,如同幻觉,如同梦幻,绿意盎然,生机勃勃,柔软的松针在脚下,散发着松树的清香。生命多美啊,春天多美啊,清明多美啊。

爸爸妈妈,我想念您们。

4/4/2020

3/29/2020

独处与孤独


 今天是周日,昨天是星期六,写这样小学生的句子,因为生活回归到我无法感觉昨天与今天,或上周与大上周的区别。天天居家,睡到早上九点才起床,晚上八点左右我又去睡觉了。以前的星期六早晨我通常都哼着歌打扫房间:“爱是什么?爱是星期六的早晨!爱是什么?爱是清扫我的房间……” 现在呢?我说:啊?星期六了吗?怎么觉得一个星期什么都没做呢?

老伴躺在地上做瑜伽,已经进入瑜伽的忘我状态,完全不理会我的困惑。我站在阳台的门边,看着外面,外面青草萋萋,开满了小黄花,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树发芽后,新芽长得像个小扇子,这我以前从没注意过。红衣主教鸟儿在树枝上,漂亮得如天外来客,我的小鸟的食物屋挂在树上,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鸟儿来吃饭,唱歌,说话,外面总是有歌声,鸟儿的唧唧喳喳。

这就是被迫“社会距离化”(social distancing)的感觉,以前没注意到的事情都突然凸显出来,我居然开始写这些公开的日记了,很久以来,没有这样的坐下来写这些小感想的时候,现在有时间了,可以写字,写自己的思绪。

坦白地说,我居然享受这样在家的时光,甚至享受不跟别人见面,不跟别人说话,只自言自语的独白,我一点儿都不觉得“孤独”,独处是人生多么难得的时刻,你一个人可以看书,可以躺着,可以上网。前几天看《纽约时报》的文章《如何孤独》——How to Be Lonely“ 告诉他人怎样在独处中做到不孤独。我甚至觉得这样的文章很奇怪。

美国有巨大的独处的文化传统。18457月,28岁的梭罗搬到离自己出生长大的小镇不是特别远的一个湖边——瓦尔登湖,开始了自己一个人离群索居的生活。在两年多的日夜里,他一个人建造了一个只有一个屋子的房子,在树林里寻找食物,种植食物,读书,写作,散步。他记录自己独自生活的书《瓦尔登湖》也成为美国的经典名著。在书中,他说:“我喜欢独处。我从没遇到过比孤独更好的伴侣。” 他的独处成为美国精神的一部分。

多年前我住在美国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时候,一个周末去梭罗在瓦尔登湖边的小房子朝拜。瓦尔登湖比我想得要小多了,绕一圈也就二十多分钟,顺着湖边的路,体验一百七十年前的感觉。正是黄昏时分,树林里阳光穿越,灿烂的秋阳和森林鲜艳夺目。走了一圈之后,天暗下来,渐渐感到凉意,也感到一个人的荒凉。想得梭罗的名句,“与其给我爱、金钱或名誉,不如给我真理”,我对自己说:一个有独特的想法人是不会孤独的。

昨天我的学生打电话给我说,他觉得太孤独了,他跟他的奶奶住在纽约市里的昆斯区,他的奶奶是华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时代跟一个黑人结婚,所以他虽然看起来是黑黄的皮肤,但眉眼可以看到他的华人的特征。他四岁的时候,妈妈去世,父亲不久也病逝了,留下他跟两个哥哥,跟奶奶长大,奶奶不会说中文,一辈子做工,家贫,七十多岁的奶奶还在超市里工作。现在他在家,奶奶也在家,哥哥们都结婚出去了,祖孙相依为命。今天我把《瓦尔登湖》这本书给他送过去了,不知道能否帮助他。

能孤独地独处是生命的技艺之一。没脑子的人大多喜欢跟一帮人一起,我这两天才知道前几天在佛罗里达的海滩上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在那里喝酒狂欢。我看那些照片,那些疯狂地快乐的年轻人让我厌恶,我相信他们中没有梭罗那样的年轻人。据说狂欢的人们中有人舔马桶,表示他们不怕得病,结果,真有舔了马桶的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了。

一个人独处其实是不会孤独的。今天早上跟一个朋友——我们在研究生的时候是同一个导师,她现在在加州的某个大学里教书,在微信上说了几句话,她说:“我们只要还有哲学书读就不是bare life。我思故我在。”多年没跟她见面,去年在圣地亚哥见面后,得知她还是一个人住,我当时出于关心说:“那不是太孤独了吗?为什么没找个伴呢?”她看着我,摇头:“没有伴侣难道就一定孤独吗?”我赶快点头:“那倒不一定。” 后来我们聊天,我们原来有那么多共同分享的东西。她一个人爬山,远足,教书,种花种草,甚至一个人在欧洲走路走了五百多英里,享受独自漫游的乐趣。我真的很倾慕她的勇气和生命独自的完满。

其实人最孤独的时候,是跟那些你完全没话可说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今天看了一篇文章,谈这次疫情让人的关系重组《三观一致必将取代血缘关系成为新的人际纽带》,还有一篇关于撕裂的朋友圈。血缘关系因为三观不同而各走各的路已经成为必然,虽然这是悲剧性的,也是让人断肠的。

今天佐治亚州宣布为紧急状态,从而可以得到联邦政府的直接援助。美国的疫情仍如大火蔓延。今天本州生病人数大涨,比昨天增200人,为2651人,死亡80人。新闻上说,美国的主要大城市都会成为病毒的热点,目前就是看哪个城市会是第二个纽约。我心惶惶然。

3/29/2020

3/28/2020

中国那些发国难、世界灾难财的人们



今天早上醒来看到一个朋友写信给我,要我的地址,要给我寄口罩。我回信说:“口罩还不需要,我买了二十来个,不出门,够了。“这个朋友——平时我们也不太多说话,对我说:“担心美国买不到,欧洲都缺货了,中国复工,口罩能买得到了。”我看着信,非常感动——非常,是的,非常,因为这已经是第三个人要给我寄口罩了。我何其有幸,有朋友在远方惦念!

是的,如我前几天日记中描述的,128日我共买了八盒四十八个口罩,给在武汉的一个大学同学寄去了二十个,我还有二十八个,这些口罩我都精心地留着呢,以备需要的那天。三月二号,我看形势急转,看来我们需要更多的口罩,那天晚上,我在亚马逊上买了N95口罩。买的时候我已经很小心,查看是否是中国来的,结果看不出来,我还是买了,买了四种,从四个商家。

当然我是上当了。收到的第一份口罩,完全不是什么N95。我立刻给亚马逊写信,问情况,并问我是否可以退货。回信是这样的: Hello there. In this case, I'm also happy to provide you with a return label. When I receive the goods, I can give you a full refund. I need you to wait. Express our sincere apologies. Please select the post office to send the package. After sending the package, can you provide the tracking ID? Once we receive and confirm your return package, we will investigate it to make sure it is intact and unused. We will then give you a full refund.

我这才明白,这口罩是从福建晋江来的。原来是一个名叫 Wangyunxiang 的人卖的。我看着这包口罩,值得我再送回中国去吗?恐怕邮费就得超过我付的这个口罩钱(43.98 美元, 12个口罩),只得作罢。我请我的儿子替我给他们打个电话,我的儿子说:“活该,谁让你买的。”我无奈。

到现在,还有一家没有送来,我收到了三种,三种没有一种是N95 我一共花了43.98+34.16+31.76+37.99美元。收到的产品让我难受,我不知道这上面有没有病毒,我怎么都觉得这些口罩都有着发国难财,发世界灾难财的味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这些产品,退回去吧,我今天想,我不要这些东西了。可是我今天上网突然发现,这四家商人都不再在亚马孙上存在了,亚马逊把他们都封了,我甚至都无法退这些口罩。

这就是某些中国人,真的很聪明,发全世界灾难的财。

也许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也许是吧。但中国人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没有底线的国民吗?在大家都需要口罩的时刻,他们买高价,给低劣的产品。他们都被亚马逊给禁了,这真让人羞愧。没有一个国民如此丧失道德底线吧,谎言弥漫在那个地方,谎言是那个地方的通行证。我羞于是那个国家的人,是的,我无法选择我的出生的地点,我很幸运我可以选择我的国籍和居住的地方。

今天天气特别好,阳光灿烂, 晴空如洗。下午跟校领导开会,讨论怎样让学校国际化的问题,我为此准备了一天。开完会,我站在阳台上看四周的新绿,放眼望去,到处生机勃勃。

网上说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也得了新冠肺炎。我很同情他,多年前我还为他和卡米拉的爱情写过文章,为他辩护,我祝福他早日康复。我祈祷每个生病的人都早日康复。

今天佐治亚州又有140个人确诊,生病人数达1387,死亡人数达47

3/25/2020

每个在街上走过的陌生人

周日傍晚散步回到我们住的这个只有二十来户人家的小区,突然看到警察的车停在我们的邻居的门口,又看到一辆白色的殡仪馆的车也在那里。我们愣了,谁,过世了?是吉姆的家,他的车库的门大开着,警察们站在附近,有个人在签字,白色的殡仪馆的车缓缓开动,离开了。我们站在那里,看着那辆车从我们的跟前开过,缓慢地。
我们这个小区的房子是一种十分现代的风格,看起来如铁盒子一样,只有两排,居住在这里的人也相对年轻,这是一个职业人士居住社区,几乎没有孩子,我偶尔会看到一两个小孩,完全不知道是谁家的,因为我们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交接的机会,大家有个电子信群,偶尔有个通知什么的,这里行使的是中国老子的哲学: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让我奇怪的是,我们这里其实也没有鸡犬之声,社区的狗都训练有素,我从来没听过狗的叫声,站在阳台看到邻居在后面遛狗,各种各样的狗都有,但所有的狗都不作声,好像担心扰民一样。我们住在一个特别安静的社区里,人就是住隔壁,你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
我们是2015年夏天搬进来的。搬进来不久,我在家门口遇到一个男人,他路过,我们打招呼,这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白人,个子不是特别高,头略有点秃顶,戴着眼镜,看起来既随便,但也有一点文人气质。交谈之中,我得知他过去是个记者,现在在网络上写东西谋生,因为他是记者,我们就聊起了新闻与时政,我请他进来喝点什么。
他进来看到我们的家,还在安放东西的进行时里,书刚刚摆在书架上,地上有很多箱子,他很惊讶这个房子的明亮,因为我把这个房子全部刷成了一种叫早晨的阳光色。他谈到过去住在这里的那个黑人,因为经济萧条而付不起房子,银行把房子收回去了。
是的,我点头,我以前来看房子的时候,这个房子的每面墙都是不同的颜色,所以房子显得凌乱。我认为那些各面墙刷成不同颜色房间过度忙乱,并相信在这样颜色凌乱的环境里居住,人生活也一定凌乱不堪,也是破碎的,所以我对他说的那个人,不认识但也是认识的。
他请我到他的家里看看他的家,我就去了,他住在我旁边的两个门之外的公寓里。进他的家,我觉得简直是进了一个热带雨林里,高大的热带植物在房间里,我们的房子都是很高的,高处有七八米那么高,各家都有天窗,房间的采光很好,而他的植物也有那么高,我惊讶他的房子里的热带雨林之感,他有很多的植物,也养着一缸热带鱼,整个房子比较黯淡,因为植物的原因,但家里很有特色。
他一个人住,他的名字叫吉姆。这四年来,我们没有多少交往,见面打个招呼,看见他的阳台上也是各种植物,一个如此热爱热带植物的人,我觉得他也一定很热爱生活。
此刻,白色的殡仪馆的车把吉姆带走了。我问警察发生了什么,警察说,他不能说,只能由死者的家属来说。我们回到家,我不知为什么,心里非常难受,吉姆死了?那个四十多岁或者五十岁出头的记者死了?是自杀吗?在美国有多少孤独的人啊,他们一个人住,走投无路的时候,真的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生活在社交媒体时代,可是我们其实能社交的人并不多,我们跟很多人说话,能说心里的话的人却不多。吉姆的死让我非常震动,我站在阳台上看他的房子,灯全都熄灭了,如他的人生,就如此熄灭了。
前几天看微信上有一篇小文章说,你在街上看到的陌生人,一定是哪个人心里盼望的人。我点点头,是的,每个陌生人的背后,都有一个母亲,母亲就是盼望这个人的人吧。不是每个人都有人盼望的,不是每个人都有人在思念的,孤独是这个社会的标志,吉姆的死,与他孤独有关吗?会不是是心脏病突然发作而身边没有任何人急救而死呢?
我看着他的房子,向他表示哀悼,我其实除了他的名字,他的热带雨林般的内部装饰,真的对他一无所知。他离婚了,这我知道,他怎么生活?我不知道。我突然想,如果我比较努力交朋友,我会不会能让他感到支持呢?我做不到,我没有能力去救任何人。这个世界充满了孤独,我也是孤独的一分子。
昨天我得知,吉姆不是死于心脏病,不是死于自杀,而是死于登高爬梯子,去修理一个灯光,他从梯子上摔下来,没有人知道他躺了多久,大概是三四天了,周日,他的孩子来,打开门,才看到他已经死了几天了。我震惊地听着这个消息,恐惧让我瑟瑟发抖,这么惨烈吗?
登高爬梯子,一个如此经常的事情,就夺去了他的生命。是不是他的热带雨林的房间需要更多的灯光照射呢?我不知道,也许就是某个灯坏了,他去换灯泡,一个习以为常的小事,一个不假思索就做的日常活动,可是因为他一个人住,因为没有人在身边,他摔了下来,没有人呼救,几天过去了......
世界上每天都有很多人在出生,也有很多人离开。吉姆的离开只对吉姆的孩子、他的母亲——如果他的母亲还在的话,有巨大的影响。我们这些无关的人,我们这些陌生人,我们这些在这个小小的社区里居住的人,他的死如水面上的涟漪,震动了这个小湖泊,而湖泊终于会归于沉寂。
每个在街上走的陌生人,都可能是他人梦魂牵绕的人;每个在街上走的陌生人,都有母亲在爱他们;每个在街上走的陌生人,都可能在绝对孤独里,无人可以相救。
2019/10/1

老师:我辞去了高盛投资银行的工作!





最近的居家办公对我们这些做教育的,真如在一个不期的sabbatical里,如《高等教育年鉴报》里的一篇文章所说,教授们你们可别浪费时间。我看了这篇文章,顿时倒抽一口气,就觉得是在说我自己,我就是在浪费时间,看太多的微信,看远方的消息,好像生活在远方。

决定从今天起不再浪费过多的时间,虽然早上还是快九点了才醒来,起来看手机,我过去的一个学生,毕业快三年了,给我写了一个短信:“您要是今天有时间,我要给您打电话,告诉您一些消息。”他上个月就说要告诉我什么消息。

我看了他的信,就把电话打过去了:“麦凯,有什么好消息?”我问。那边的麦凯说:“沈老师,我辞职了!我辞去了高盛投资银行的工作!”他的语气很兴奋。我说:“恭贺你!我知道你会辞职的。因为那个工作除了钱之外,你没有得到过知识和道德的乐趣。”“沈老师,您太了解我了。”

麦凯是跟我同年来到墨好思学院的, 我离开美国海军学院去担任墨好思学院中国研究项目的主任。记得我刚到学校的第二天,在学校旧的大礼堂给学生做学科介绍,我介绍完,走下台,一个皮肤深棕色的男孩子走向我,自我介绍,告诉我他要学中文,希望能是中国研究专业。他的父母站在他的身边,对我说他们的孩子特别喜欢中国,希望学习中国研究。这个孩子十八岁,一脸稚气。卷曲的头发高盘在头顶,一双明亮的眼睛。我说:“中国研究还没有专业,但欢迎你选我的课”。我对这个新的学校有这么热情的学生很是高兴。

麦凯就成了我的学生。第二年我带暑期项目去中国,他跟着我一起去了中国。他学中文,学中国研究的其他课程,他自己还去了中国学习。因为那时我们没有中国研究专业,麦凯最终的专业是经济学,辅业是中国研究。他在毕业的时候,是学校的Cum Laude 最棒的学生之一,这四年我看着他长大,这四年他帮助中国研究项目,在他毕业后的第一年我们有了专业。2017年夏天毕业后,他直接去了他已经实习了三个夏天的纽约高盛投资银行纽约办公室。

他虽然在世界知名的公司里工作,心中却常常怀疑他的工作。有的时候他跟我聊天,问我:“挣这么多钱的目的是什么呢?“我笑:“你要是觉得钱多,就捐给咱们的中国研究项目吧。”他真的拿出钱来捐。去年秋天他来亚特兰大,到我家来,告诉我他已经是一个素食者,非常严格的素食者。他的理想的生活是不消费,住小房子,特别是那种tiny house 不浪费世界的能源,能省就省。

现在他辞去了年薪六位数的工作,到一个年薪只有他在高盛投资三分之一的非政府组织里工作。他说:“我在高盛的工作的意义就是挣很多钱,然后买大房子大汽车,工作压力大得都快得抑郁症了,然后用挣的钱看心理医生。我决定不干了,做有意义的工作,我的新工作马上就开始,我的工作是帮助少数族裔的大学生,找引导他们的导师,也帮助他们找工作,我觉得实实在在地帮助少数族裔的学生,比挣钱有意义。” 辞去这样高的年薪的工作,我能知道这个决定对他的意义。他毕竟非常年轻,今年才24岁。我真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24岁的年轻人会辞去如此高的工资的工作,去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去。

我鼓励他工作一两年后继续上学,我推荐他上的位于中国清华大学内的Schwarzman College.,那所专门培养世界领导人的学院。

放下电话,我对老伴说:“多么好的年轻人啊。”老伴也认识他,也跟着点头:“是的,这样的年轻人是未来光明的一部分。”我喜欢我的学生,我喜欢具有理想主义的学生。麦凯多次对我说,我对种族与阶级的分析深刻地影响了他对美国黑人社会和文化的认识。麦凯的话让我常感到安慰,我们的教书还是有意义的。

今天因为我的学生麦凯的电话,我一天都觉得很高兴。今天工作了一天,下午我和老伴到附近的森林里走一走,基本上没有人,森林里一片新绿,生气勃勃,鲜花盛开,溪水潺潺。春天如此美好,让我暂时忘记了世界上正在挣扎的灾难。

今天佐治亚州生病人数为1643个,死亡56个。写下这个数字,世界是黑暗的。

3/26/2020

哲学家们的呼喊:警惕他们在利用疫情!


78岁的意大利政治哲学家乔治·阿甘本有时候犯糊涂,226日,他发表文章《无动机的紧急状态引起的例外状态》,对意大利开始爆发的疫情表示不以为然,并以他出名的“例外状态”理论对意大利政府在此刻的严格管制提出了警惕:“把例外状态作为常规政治范式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一以贯之,他继续以知识分子的担当批评意大利政府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对政府的高调警告导致了“集体恐惧”也进行了批评,认为这些都是政府利用流行病对人民进行更严格的控制的手段。这些是一个恶性循环,他不满地抗议:“人们渴望安全,于是接受了政府对个人自由的限制;然而让人们产生这种渴望的、并采取措施加以满足的,恰恰也是政府。”
http://positionswebsite.org/giorgio-agamben-the-state-of-exception-provoked-by-an-unmotivated-emergency/

一个月后看来,我们都知道阿甘本是多么糊涂地把这场疫情轻描淡写化了,所以批评阿甘本文章在英语世界里已经几十篇或上百篇,比如《高等教育年鉴报》的文章就这样嘲讽阿甘本《阿甘本的新冠病毒的无知性》(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Giorgio-Agamben-s/248306/),数不胜数。阿甘本的老朋友,法国哲学家让-卢克-南西是最早的(227日)对阿甘本的文章进行批评的,他小声地对阿甘本的糊涂不满,但作为老朋友,他还是同意阿甘本的基本理论的,他只是提醒读者,千万别听阿甘本的,他说,“二十多年前,我要是听了阿甘本的,没换我的心脏,我就活不到今天了”。(https://unbecomingcommunity.wordpress.com/2020/02/29/viral-intrusions-and-other-friendships/

阅读老朋友之间的拿小刀子彼此对打,特别这两位都快八十岁了,我忍不住笑。

这两位哲学家们都在担心政府利用疫情达到紧控紧缩人民自由的目的。这是在西方,这不是在中国。中国老百姓在乎不在乎自由的呢?自由是什么呢?记得19935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我陪同多丽丝·莱辛——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人,在天安门广场散步,她问我:“你觉得没有自由吗,在中国?”我看着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于是便问:“什么是自由呢?我不知道你说的自由是什么,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她不停地点头:“是的,不知道自由是什么,就无法谈论自由。”

阿甘本肯定没有料到疫情今天的状态。这大概是对哲学家或任何一个想说话的人的一个教训,不要过早地对现实问题下结论。如果意大利人民不是非常积极地跟随哲学家,可能疫情的发展不会到今天这么严重。当然我估计意大利人民肯定没有听哲学家的话,这个世界有谁听哲学家的话呢?从历史上看,人民都是讨厌哲学家的。比如民主的雅典人民就讨厌苏格拉底,并通过民主的方式给他一杯毒鸠,让他死去了事。

但是阿甘本说得对不对呢?我却是很同意阿甘本的提醒的,虽说我此刻很听本地政府的话,比如本县县长今天就说,从今天晚上9点起,全县必须实行“社会距离化”——酒吧关门,餐馆也关门。不过佐治亚州整个州还没有实行这样的限制。美国的各州各自为政,州里的各县也各自为政,可见一斑。

佐治亚作为美国的“红州”——是一个政治和文化都非常保守的州,到今天还歌舞升平,为了经济而没有强迫隔离或“社会距离化”。我们这些在家呆着的人,是因为知道中国疫情的厉害程度,吓得自我隔离的。而此刻,我的状态就是阿甘本所描述的“赤裸裸的生活“(bare life)——生存下去,不得病,多睡觉——最后这个是我对自己的更高要求。我坚决实践“睡觉革命”——The Sleep Revolution”—美国著名的左翼新闻网站赫芬顿邮报的创始人阿丽阿娜·赫芬顿这样说,这是她的书的题目,她认为睡觉与做好事情密不可分,睡不好的人,无法取得该人要取得的目标。

阿甘本对“赤裸裸的生活”有着简单的看法。在他的第二篇《厘清》(317日)中,他认为“bare life”—生存下去的“赤裸裸生活”让我们与邻为壑,让我们盲目地把我们和其他人分开,把其他人都看成是带病菌者而导致跟人个人之间的距离与隔膜。他问:“除了生存下去之外,没有其他价值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阿甘本对“社会距离化”的疑问在于他对社会必须是人与人面对面交往的前提的相信,这个前提,随着网络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机理里,已经坍塌,所以我想,“社会距离化”未必一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陌生。(https://itself.blog/2020/03/17/giorgio-agamben-clarifications/

阿甘本更为担心的,他陈述,不是现在的“社会距离化”,而是疫情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就如同过去的战争留下的遗产诸如那些武器(核武器)或铁丝网会永存一样,关闭大学和学校,上网课,不再与人面对面的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将通过机器进行是不是会永远成为正常呢?阿甘本说:“敌人不是在外部,而是在我们内部,是我们自己。”

比起阿甘本来,于瓦尔·赫拉利的文章更深刻,也更清晰,不愧是当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而阿甘本等等都是落日了,行将归于一个我们不再过多阅读的一代,甚至阿甘本他们的写作方式也是精英得一般人无法接近,而将最终寿终正寝。我们这一代恐怕是有耐心阅读文字佶屈聱牙的最后一代了。我的学生们大多都是只看电影,只喜欢阅读图画了。

我自己看哲学书,特别是政治哲学书,越来越觉得哲学本来是最贴近生命本质的文字,比如十七世纪苏格兰知识分子群的书,虽然已经三四百年,文字却通顺易懂,甚至可以听书就明白。后来的政治哲学书与语言哲学混合,被二十世纪哲学家包括维特根斯坦等弄得面目全非,跟现代艺术似的,当一般的人都无法听懂你说什么的时候,也是你的语言丧失了功能的时刻。

赫拉利在《金融时报》文章《冠状病毒后的世界》我当天就转载了,(https://www.douban.com/note/755564324/》几天前看到有人翻译了出来,中国的翻译者真了不起,很让人钦佩。

赫拉利面对疫情的观点,除了他提倡的全球合作之外——在全球各国都关闭国界的时候,赫拉利呼吁全球合作,他的最主要的担心,跟阿甘本是在一条线上的,那就是冠状病毒之后,有些政府采用的强力监视工具将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此刻,有些政府部署了新的监视工具,严密监视人们的智能手机,使用识别摄像头监视人们的出行,迫使人们检查并报告体温和医疗状况。以色列是这样做的,PRC也是这样做的,但疫情过去之后会怎么样呢?这些所谓的临时措施,是否会消失呢?

赫拉利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对此不警惕的话,“现在的流行病可能将是人类监控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不仅PRC这样的使用大规模监视工具的国家将把监控进一步正常化,更危险的是,他们的监控将从“皮肤上”走入“皮肤下”。以前政府或大公司知道你的手指在电脑或手机的屏幕上点击什么,现在他们的重点已经转移,他们要知道你手指的温度以及你皮肤下的血压。

知道你手指的温度和血压有什么坏处?很多人会说,我不在乎,爱知道不知道。哦哦,这就是问题所在:以前政府或大公司只知道你做什么,他们也许知道你关注什么,但他们不知道你想或你感觉什么。比如,你天天看《平壤日报》或《环球时报》,政府知道你关注的是什么,但是现在你一看《平壤时报》就心跳加剧,血压上升,满心怒气,一看《环球时报》就血压平稳,心欢脸笑,政府就知道了你的政治倾向。如果政府决定,任何看《平壤日报》的人都是潜在的对平壤不满的人,都需要严格管控,或干脆逮捕,送到边远的劳改农场去,那么,你对时刻被监控是否不在乎呢?

赫拉利谈的是西方民主社会的状态,在民主社会里,我们还有选择——我们有选择吗?在平壤你是没有选择的。赫拉利强烈呼吁我们反思有些政府以疫情的名义进一步监视我们,因为后果不堪设想。我是深深忧虑的,也深深悲观,知道被监控的不可扭转。我唯一安慰的就是世界是你们的,不是我们的。你们不在乎,因为你们没有思考能力去在乎,那就这样吧。哲学家们的呼吁最终可能如苏格拉底一样,被给一本毒鸠了事,这让我今晚哭泣。

早上起床后从微信里看到,一个大学同学的妻子挺过了新冠病毒的肆虐,却倒在了心脏病之下,我骇然、无语。中午跟副校长交流,我想,一个人要跟比自己强的人一起工作,你会觉得总是在提高,站得更高。下午的网课却不尽人意,没有第一次好。今天非常不舒服,晚上不到七点就去睡觉了,这篇日记完成于第二天早上。

今天佐治亚州病人数涨到:2366 死亡69 死亡与生病人的比率:2.9%

3/28/2020

“真的,中国人吃蛇吗”?



这周二(310日),春假第二天,我在学校,跟一个同事约好去吃午饭。一见面我们谈的就是新冠病毒,这个病毒已经让我们感觉到兵临城下了。

她问:“我听说这个病毒是从蛇身上来的,人们告诉我,这是因为中国人吃蛇,是真的吗?”

我听了,笑着摇头:“这个病毒似乎是从蝙蝠身上来的,不是从蛇身上来的。”“蝙蝠“?她大叫起来:“中国人也吃蝙蝠吗?”

我继续摇头,有点无可奈何地说:“大部分中国人不吃蝙蝠,但也有少数人吃吧”。她大睁着眼睛,看着我:“你吃过蝙蝠吗?”好像我是吸血鬼。

我摇头:“没吃过。不过我的确吃过蛇肉。”

我们边说话,边走下楼,听到我说蛇肉,她停住了脚步,看着我:“你知道我们基督徒觉得蛇很邪恶,所以我怕蛇。”我点头,我也怕蛇,不知为什么在那一刻,我心中想起来的却是北京动物园的爬虫馆,位于北京动物园西南角的爬虫馆。想到小时候去动物园,我拒绝进爬虫馆,因为我害怕蛇,虽然我那时对基督教一无所知。

怕蛇,也许是人的本能,面对一个异己的物体,大张着口,舌头丝丝地响,人禁不住感到恐惧。

“蛇肉是什么滋味?”她问我。我答:“那是三十五年前了,我去中国的南方出差,当地的人请我们吃的。我根本不记得是什么滋味。大概好像是跟鸡肉差不多吧,不过,我也不知道了。”

我由此想到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吃蛇,是为深圳的大亚湾核电站奠基做报道。我跟着记者们一起到了深圳——那是1985年的十月,那时的深圳刚刚开始建设,还没有大街,只有高耸的单独的楼房。我们在深圳采访了几天,我看着大亚湾,开工典礼的土地,翻土机在黄土里来回运动,一切都在蓝图里,深圳还是一个刚刚从渔村起步的城市,连街道都没有,满街飘着薄薄的红塑料袋垃圾,我震惊地看着这些遍地垃圾红透明的塑料袋,这些塑料袋是我从来没见过的,象征着香港和另外一个世界。

就是在这种对深圳的印象,我们被邀请吃了很多顿当地的饭,比如烤鹅,比如龙虎风汤——那里面的龙就是蛇,虎就是猫,凤就是鸡。我吃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吃完了才被告知是什么,嘴里根本就没有味道。我的味蕾对蛇肉和猫肉毫无记忆。

还有一次在广东,也是去参观一个水电站,我们被请吃了“穿山甲”。我在这之前,都没听说过“穿山甲”—这种动物不在我的生活视野里。从小生活在北京市里,我见过的动物就是动物园的动物以及家养的猫,从来不知道穿山甲是什么,吃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吃完了饭,大家都在谈穿山甲,我说想看看我们吃的什么,饭馆的老板就让我们一行人去后面看看穿山甲的样子。我走到饭店的厨房后,看见铁丝箱子里的穿山甲,他们像个武士被打败了一样龟缩在那里,我突然心里怦然一动,感到它们很可怜,很无辜。我对吃这种动物毫无兴趣,虽然那个时候我还根本不是动物权利活动者,仅仅出于同情,我也觉得小动物很可怜。

中国人什么都吃,这大概源于贫穷。中国历来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就是盛世时代,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也是很苦的。吃肉从来都是奢侈,所以逮到野生动物就吃,是满足对肉的渴望的一种方式。现在老百姓肉可以随便吃了,虽然听说肉价一直在涨,现在的吃野味大概是为了调剂口味。这种口味有种野蛮的色彩,人在吃的时候,是很容易暴露其野蛮品性的。

新冠病毒在中国已经肆虐了两个多月了,如果从武汉封城算起,已经47天了。从开始封城,我就每天开始看微信,跟着中国一波一波地走着感情的风浪,我这两个月,天天看方方的日记,自己的日记也不写了,好像我的生活在方方的家中的窗户看到的世界里。

跟同事来到乔治亚理工学院旁边的一个亚洲餐馆,我点的是日本的寿司加泰式炒面。我的同事对我喜欢吃生鱼总是好奇,她说,“难道生鱼那么好吃吗?你每次都点同样的饭。”我点头,是的,我喜欢吃日式的饭,最近在YouTube 上发现了一个日本男人Masa做的饭,天天都看。我要她尝尝生鱼,她不尝,她也喜欢海鲜,但必须是做熟了的,她不敢吃生鱼,她点了泰国的椰子奶咖喱饭。

我们吃饭聊天,谈到各自家里的食物。她是不做饭的人,在家多半就是买半成品,放在微波炉里热热吃。美国南方黑人喜欢吃油炸的食物,她觉得不健康,但她也没心境做饭。而我呢,我天天做饭,做的饭比我写的日记好多了。

我们就是我们吃的食物——We are what we eat. 这句话到底对不对呢?中国人们特别是广东那边的南方人喜欢吃蛇,吃奇奇怪怪的动物,他们并不比我们奇怪。世界上亚洲人比西方人吃的种类多多了,据说中国人吃一切爬行的动物,吃除了桌子以外的一切四条腿的东西,吃除了飞机之外一切飞行的东西,中国人吃的种类,有让人大开想象力大门的感觉。你只要敢想,就有可吃的。你只要敢吃,没有什么不能吃的。我对这种敢想敢吃的勇气,远远地注目。

3/10/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