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处与孤独

 今天是周日，昨天是星期六，写这样小学生的句子，因为生活回归到我无法感觉昨天与今天，或上周与大上周的区别。天天居家，睡到早上九点才起床，晚上八点左右我又去睡觉了。以前的星期六早晨我通常都哼着歌打扫房间：“爱是什么？爱是星期六的早晨！爱是什么？爱是清扫我的房间……” 现在呢？我说：啊？星期六了吗？怎么觉得一个星期什么都没做呢？

老伴躺在地上做瑜伽，已经进入瑜伽的忘我状态，完全不理会我的困惑。我站在阳台的门边，看着外面，外面青草萋萋，开满了小黄花，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树发芽后，新芽长得像个小扇子，这我以前从没注意过。红衣主教鸟儿在树枝上，漂亮得如天外来客，我的小鸟的食物屋挂在树上，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鸟儿来吃饭，唱歌，说话，外面总是有歌声，鸟儿的唧唧喳喳。

这就是被迫“社会距离化”（social distancing）的感觉，以前没注意到的事情都突然凸显出来，我居然开始写这些公开的日记了，很久以来，没有这样的坐下来写这些小感想的时候，现在有时间了，可以写字，写自己的思绪。

坦白地说，我居然享受这样在家的时光，甚至享受不跟别人见面，不跟别人说话，只自言自语的独白，我一点儿都不觉得“孤独”，独处是人生多么难得的时刻，你一个人可以看书，可以躺着，可以上网。前几天看《纽约时报》的文章《如何孤独》——How to Be Lonely“， 告诉他人怎样在独处中做到不孤独。我甚至觉得这样的文章很奇怪。

美国有巨大的独处的文化传统。1845年7月，28岁的梭罗搬到离自己出生长大的小镇不是特别远的一个湖边——瓦尔登湖，开始了自己一个人离群索居的生活。在两年多的日夜里，他一个人建造了一个只有一个屋子的房子，在树林里寻找食物，种植食物，读书，写作，散步。他记录自己独自生活的书《瓦尔登湖》也成为美国的经典名著。在书中，他说：“我喜欢独处。我从没遇到过比孤独更好的伴侣。” 他的独处成为美国精神的一部分。

多年前我住在美国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时候，一个周末去梭罗在瓦尔登湖边的小房子朝拜。瓦尔登湖比我想得要小多了，绕一圈也就二十多分钟，顺着湖边的路，体验一百七十年前的感觉。正是黄昏时分，树林里阳光穿越，灿烂的秋阳和森林鲜艳夺目。走了一圈之后，天暗下来，渐渐感到凉意，也感到一个人的荒凉。想得梭罗的名句，“与其给我爱、金钱或名誉，不如给我真理”，我对自己说：一个有独特的想法人是不会孤独的。

昨天我的学生打电话给我说，他觉得太孤独了，他跟他的奶奶住在纽约市里的昆斯区，他的奶奶是华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时代跟一个黑人结婚，所以他虽然看起来是黑黄的皮肤，但眉眼可以看到他的华人的特征。他四岁的时候，妈妈去世，父亲不久也病逝了，留下他跟两个哥哥，跟奶奶长大，奶奶不会说中文，一辈子做工，家贫，七十多岁的奶奶还在超市里工作。现在他在家，奶奶也在家，哥哥们都结婚出去了，祖孙相依为命。今天我把《瓦尔登湖》这本书给他送过去了，不知道能否帮助他。

能孤独地独处是生命的技艺之一。没脑子的人大多喜欢跟一帮人一起，我这两天才知道前几天在佛罗里达的海滩上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在那里喝酒狂欢。我看那些照片，那些疯狂地快乐的年轻人让我厌恶，我相信他们中没有梭罗那样的年轻人。据说狂欢的人们中有人舔马桶，表示他们不怕得病，结果，真有舔了马桶的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了。

一个人独处其实是不会孤独的。今天早上跟一个朋友——我们在研究生的时候是同一个导师，她现在在加州的某个大学里教书，在微信上说了几句话，她说：“我们只要还有哲学书读就不是bare life。我思故我在。”多年没跟她见面，去年在圣地亚哥见面后，得知她还是一个人住，我当时出于关心说：“那不是太孤独了吗？为什么没找个伴呢？”她看着我，摇头：“没有伴侣难道就一定孤独吗？”我赶快点头：“那倒不一定。” 后来我们聊天，我们原来有那么多共同分享的东西。她一个人爬山，远足，教书，种花种草，甚至一个人在欧洲走路走了五百多英里，享受独自漫游的乐趣。我真的很倾慕她的勇气和生命独自的完满。

其实人最孤独的时候，是跟那些你完全没话可说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今天看了一篇文章，谈这次疫情让人的关系重组《三观一致必将取代血缘关系成为新的人际纽带》，还有一篇关于撕裂的朋友圈。血缘关系因为三观不同而各走各的路已经成为必然，虽然这是悲剧性的，也是让人断肠的。

今天佐治亚州宣布为紧急状态，从而可以得到联邦政府的直接援助。美国的疫情仍如大火蔓延。今天本州生病人数大涨，比昨天增200人，为2651人，死亡80人。新闻上说，美国的主要大城市都会成为病毒的热点，目前就是看哪个城市会是第二个纽约。我心惶惶然。

3/29/2020

中国那些发国难、世界灾难财的人们

今天早上醒来看到一个朋友写信给我，要我的地址，要给我寄口罩。我回信说：“口罩还不需要，我买了二十来个，不出门，够了。“这个朋友——平时我们也不太多说话，对我说：“担心美国买不到，欧洲都缺货了，中国复工，口罩能买得到了。”我看着信，非常感动——非常，是的，非常，因为这已经是第三个人要给我寄口罩了。我何其有幸，有朋友在远方惦念！

是的，如我前几天日记中描述的，1月28日我共买了八盒四十八个口罩，给在武汉的一个大学同学寄去了二十个，我还有二十八个，这些口罩我都精心地留着呢，以备需要的那天。三月二号，我看形势急转，看来我们需要更多的口罩，那天晚上，我在亚马逊上买了N95口罩。买的时候我已经很小心，查看是否是中国来的，结果看不出来，我还是买了，买了四种，从四个商家。

当然我是上当了。收到的第一份口罩，完全不是什么N95。我立刻给亚马逊写信，问情况，并问我是否可以退货。回信是这样的： Hello there. In this case, I'm also happy to provide you with a return label. When I receive the goods, I can give you a full refund. I need you to wait. Express our sincere apologies. Please select the post office to send the package. After sending the package, can you provide the tracking ID? Once we receive and confirm your return package, we will investigate it to make sure it is intact and unused. We will then give you a full refund.

我这才明白，这口罩是从福建晋江来的。原来是一个名叫 Wangyunxiang 的人卖的。我看着这包口罩，值得我再送回中国去吗？恐怕邮费就得超过我付的这个口罩钱（43.98 美元， 12个口罩），只得作罢。我请我的儿子替我给他们打个电话，我的儿子说：“活该，谁让你买的。”我无奈。

到现在，还有一家没有送来，我收到了三种，三种没有一种是N95。 我一共花了43.98+34.16+31.76+37.99美元。收到的产品让我难受，我不知道这上面有没有病毒，我怎么都觉得这些口罩都有着发国难财，发世界灾难财的味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这些产品，退回去吧，我今天想，我不要这些东西了。可是我今天上网突然发现，这四家商人都不再在亚马孙上存在了，亚马逊把他们都封了，我甚至都无法退这些口罩。

这就是某些中国人，真的很聪明，发全世界灾难的财。

也许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也许是吧。但中国人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没有底线的国民吗？在大家都需要口罩的时刻，他们买高价，给低劣的产品。他们都被亚马逊给禁了，这真让人羞愧。没有一个国民如此丧失道德底线吧，谎言弥漫在那个地方，谎言是那个地方的通行证。我羞于是那个国家的人，是的，我无法选择我的出生的地点，我很幸运我可以选择我的国籍和居住的地方。

今天天气特别好，阳光灿烂， 晴空如洗。下午跟校领导开会，讨论怎样让学校国际化的问题，我为此准备了一天。开完会，我站在阳台上看四周的新绿，放眼望去，到处生机勃勃。

网上说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也得了新冠肺炎。我很同情他，多年前我还为他和卡米拉的爱情写过文章，为他辩护，我祝福他早日康复。我祈祷每个生病的人都早日康复。

今天佐治亚州又有140个人确诊，生病人数达1387，死亡人数达47。

3/25/2020

每个在街上走过的陌生人

周日傍晚散步回到我们住的这个只有二十来户人家的小区，突然看到警察的车停在我们的邻居的门口，又看到一辆白色的殡仪馆的车也在那里。我们愣了，谁，过世了？是吉姆的家，他的车库的门大开着，警察们站在附近，有个人在签字，白色的殡仪馆的车缓缓开动，离开了。我们站在那里，看着那辆车从我们的跟前开过，缓慢地。

我们这个小区的房子是一种十分现代的风格，看起来如铁盒子一样，只有两排，居住在这里的人也相对年轻，这是一个职业人士居住社区，几乎没有孩子，我偶尔会看到一两个小孩，完全不知道是谁家的，因为我们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交接的机会，大家有个电子信群，偶尔有个通知什么的，这里行使的是中国老子的哲学：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让我奇怪的是，我们这里其实也没有鸡犬之声，社区的狗都训练有素，我从来没听过狗的叫声，站在阳台看到邻居在后面遛狗，各种各样的狗都有，但所有的狗都不作声，好像担心扰民一样。我们住在一个特别安静的社区里，人就是住隔壁，你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

我们是2015年夏天搬进来的。搬进来不久，我在家门口遇到一个男人，他路过，我们打招呼，这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白人，个子不是特别高，头略有点秃顶，戴着眼镜，看起来既随便，但也有一点文人气质。交谈之中，我得知他过去是个记者，现在在网络上写东西谋生，因为他是记者，我们就聊起了新闻与时政，我请他进来喝点什么。

他进来看到我们的家，还在安放东西的进行时里，书刚刚摆在书架上，地上有很多箱子，他很惊讶这个房子的明亮，因为我把这个房子全部刷成了一种叫“早晨的阳光”色。他谈到过去住在这里的那个黑人，因为经济萧条而付不起房子，银行把房子收回去了。

是的，我点头，我以前来看房子的时候，这个房子的每面墙都是不同的颜色，所以房子显得凌乱。我认为那些各面墙刷成不同颜色房间过度忙乱，并相信在这样颜色凌乱的环境里居住，人生活也一定凌乱不堪，也是破碎的，所以我对他说的那个人，不认识但也是“认识”的。

他请我到他的家里看看他的家，我就去了，他住在我旁边的两个门之外的公寓里。进他的家，我觉得简直是进了一个热带雨林里，高大的热带植物在房间里，我们的房子都是很高的，高处有七八米那么高，各家都有天窗，房间的采光很好，而他的植物也有那么高，我惊讶他的房子里的热带雨林之感，他有很多的植物，也养着一缸热带鱼，整个房子比较黯淡，因为植物的原因，但家里很有特色。

他一个人住，他的名字叫吉姆。这四年来，我们没有多少交往，见面打个招呼，看见他的阳台上也是各种植物，一个如此热爱热带植物的人，我觉得他也一定很热爱生活。

此刻，白色的殡仪馆的车把吉姆带走了。我问警察发生了什么，警察说，他不能说，只能由死者的家属来说。我们回到家，我不知为什么，心里非常难受，吉姆死了？那个四十多岁或者五十岁出头的记者死了？是自杀吗？在美国有多少孤独的人啊，他们一个人住，走投无路的时候，真的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生活在社交媒体时代，可是我们其实能“社交”的人并不多，我们跟很多人说话，能说心里的话的人却不多。吉姆的死让我非常震动，我站在阳台上看他的房子，灯全都熄灭了，如他的人生，就如此熄灭了。

前几天看微信上有一篇小文章说，你在街上看到的陌生人，一定是哪个人心里盼望的人。我点点头，是的，每个“陌生”人的背后，都有一个母亲，母亲就是盼望这个人的人吧。不是每个人都有人盼望的，不是每个人都有人在思念的，孤独是这个社会的标志，吉姆的死，与他孤独有关吗？会不是是心脏病突然发作而身边没有任何人急救而死呢？

我看着他的房子，向他表示哀悼，我其实除了他的名字，他的热带雨林般的内部装饰，真的对他一无所知。他离婚了，这我知道，他怎么生活？我不知道。我突然想，如果我比较努力交朋友，我会不会能让他感到支持呢？我做不到，我没有能力去救任何人。这个世界充满了孤独，我也是孤独的一分子。

昨天我得知，吉姆不是死于心脏病，不是死于自杀，而是死于登高爬梯子，去修理一个灯光，他从梯子上摔下来，没有人知道他躺了多久，大概是三四天了，周日，他的孩子来，打开门，才看到他已经死了几天了。我震惊地听着这个消息，恐惧让我瑟瑟发抖，这么惨烈吗？

登高爬梯子，一个如此经常的事情，就夺去了他的生命。是不是他的热带雨林的房间需要更多的灯光照射呢？我不知道，也许就是某个灯坏了，他去换灯泡，一个习以为常的小事，一个不假思索就做的日常活动，可是因为他一个人住，因为没有人在身边，他摔了下来，没有人呼救，几天过去了．．．．．．

世界上每天都有很多人在出生，也有很多人离开。吉姆的离开只对吉姆的孩子、他的母亲——如果他的母亲还在的话，有巨大的影响。我们这些无关的人，我们这些陌生人，我们这些在这个小小的社区里居住的人，他的死如水面上的涟漪，震动了这个小湖泊，而湖泊终于会归于沉寂。

每个在街上走的陌生人，都可能是他人梦魂牵绕的人；每个在街上走的陌生人，都有母亲在爱他们；每个在街上走的陌生人，都可能在绝对孤独里，无人可以相救。

2019/10/1

老师：我辞去了高盛投资银行的工作！

最近的居家办公对我们这些做教育的，真如在一个不期的sabbatical里，如《高等教育年鉴报》里的一篇文章所说，教授们你们可别浪费时间。我看了这篇文章，顿时倒抽一口气，就觉得是在说我自己，我就是在浪费时间，看太多的微信，看远方的消息，好像生活在远方。

决定从今天起不再浪费过多的时间，虽然早上还是快九点了才醒来，起来看手机，我过去的一个学生，毕业快三年了，给我写了一个短信：“您要是今天有时间，我要给您打电话，告诉您一些消息。”他上个月就说要告诉我什么消息。

我看了他的信，就把电话打过去了：“麦凯，有什么好消息？”我问。那边的麦凯说：“沈老师，我辞职了！我辞去了高盛投资银行的工作！”他的语气很兴奋。我说：“恭贺你！我知道你会辞职的。因为那个工作除了钱之外，你没有得到过知识和道德的乐趣。”“沈老师，您太了解我了。”

麦凯是跟我同年来到墨好思学院的， 我离开美国海军学院去担任墨好思学院中国研究项目的主任。记得我刚到学校的第二天，在学校旧的大礼堂给学生做学科介绍，我介绍完，走下台，一个皮肤深棕色的男孩子走向我，自我介绍，告诉我他要学中文，希望能是中国研究专业。他的父母站在他的身边，对我说他们的孩子特别喜欢中国，希望学习中国研究。这个孩子十八岁，一脸稚气。卷曲的头发高盘在头顶，一双明亮的眼睛。我说：“中国研究还没有专业，但欢迎你选我的课”。我对这个新的学校有这么热情的学生很是高兴。

麦凯就成了我的学生。第二年我带暑期项目去中国，他跟着我一起去了中国。他学中文，学中国研究的其他课程，他自己还去了中国学习。因为那时我们没有中国研究专业，麦凯最终的专业是经济学，辅业是中国研究。他在毕业的时候，是学校的Cum Laude， 最棒的学生之一，这四年我看着他长大，这四年他帮助中国研究项目，在他毕业后的第一年我们有了专业。2017年夏天毕业后，他直接去了他已经实习了三个夏天的纽约高盛投资银行纽约办公室。

他虽然在世界知名的公司里工作，心中却常常怀疑他的工作。有的时候他跟我聊天，问我：“挣这么多钱的目的是什么呢？“我笑：“你要是觉得钱多，就捐给咱们的中国研究项目吧。”他真的拿出钱来捐。去年秋天他来亚特兰大，到我家来，告诉我他已经是一个素食者，非常严格的素食者。他的理想的生活是不消费，住小房子，特别是那种tiny house， 不浪费世界的能源，能省就省。

现在他辞去了年薪六位数的工作，到一个年薪只有他在高盛投资三分之一的非政府组织里工作。他说：“我在高盛的工作的意义就是挣很多钱，然后买大房子大汽车，工作压力大得都快得抑郁症了，然后用挣的钱看心理医生。我决定不干了，做有意义的工作，我的新工作马上就开始，我的工作是帮助少数族裔的大学生，找引导他们的导师，也帮助他们找工作，我觉得实实在在地帮助少数族裔的学生，比挣钱有意义。” 辞去这样高的年薪的工作，我能知道这个决定对他的意义。他毕竟非常年轻，今年才24岁。我真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24岁的年轻人会辞去如此高的工资的工作，去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去。

我鼓励他工作一两年后继续上学，我推荐他上的位于中国清华大学内的Schwarzman College.，那所专门培养世界领导人的学院。

放下电话，我对老伴说：“多么好的年轻人啊。”老伴也认识他，也跟着点头：“是的，这样的年轻人是未来光明的一部分。”我喜欢我的学生，我喜欢具有理想主义的学生。麦凯多次对我说，我对种族与阶级的分析深刻地影响了他对美国黑人社会和文化的认识。麦凯的话让我常感到安慰，我们的教书还是有意义的。

今天因为我的学生麦凯的电话，我一天都觉得很高兴。今天工作了一天，下午我和老伴到附近的森林里走一走，基本上没有人，森林里一片新绿，生气勃勃，鲜花盛开，溪水潺潺。春天如此美好，让我暂时忘记了世界上正在挣扎的灾难。

今天佐治亚州生病人数为1643个，死亡56个。写下这个数字，世界是黑暗的。

3/26/2020

哲学家们的呼喊：警惕他们在利用疫情！

78岁的意大利政治哲学家乔治·阿甘本有时候犯糊涂，2月26日，他发表文章《无动机的紧急状态引起的例外状态》，对意大利开始爆发的疫情表示不以为然，并以他出名的“例外状态”理论对意大利政府在此刻的严格管制提出了警惕：“把例外状态作为常规政治范式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一以贯之，他继续以知识分子的担当批评意大利政府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对政府的高调警告导致了“集体恐惧”也进行了批评，认为这些都是政府利用流行病对人民进行更严格的控制的手段。这些是一个恶性循环，他不满地抗议：“人们渴望安全，于是接受了政府对个人自由的限制；然而让人们产生这种渴望的、并采取措施加以满足的，恰恰也是政府。”
（http://positionswebsite.org/giorgio-agamben-the-state-of-exception-provoked-by-an-unmotivated-emergency/）

一个月后看来，我们都知道阿甘本是多么糊涂地把这场疫情轻描淡写化了，所以批评阿甘本文章在英语世界里已经几十篇或上百篇，比如《高等教育年鉴报》的文章就这样嘲讽阿甘本《阿甘本的新冠病毒的无知性》（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Giorgio-Agamben-s/248306/），数不胜数。阿甘本的老朋友，法国哲学家让-卢克-南西是最早的（2月27日）对阿甘本的文章进行批评的，他小声地对阿甘本的糊涂不满，但作为老朋友，他还是同意阿甘本的基本理论的，他只是提醒读者，千万别听阿甘本的，他说，“二十多年前，我要是听了阿甘本的，没换我的心脏，我就活不到今天了”。（https://unbecomingcommunity.wordpress.com/2020/02/29/viral-intrusions-and-other-friendships/）

阅读老朋友之间的拿小刀子彼此对打，特别这两位都快八十岁了，我忍不住笑。

这两位哲学家们都在担心政府利用疫情达到紧控紧缩人民自由的目的。这是在西方，这不是在中国。中国老百姓在乎不在乎自由的呢？自由是什么呢？记得1993年5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我陪同多丽丝·莱辛——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人，在天安门广场散步，她问我：“你觉得没有自由吗，在中国？”我看着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于是便问:“什么是自由呢？我不知道你说的自由是什么，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她不停地点头：“是的，不知道自由是什么，就无法谈论自由。”

阿甘本肯定没有料到疫情今天的状态。这大概是对哲学家或任何一个想说话的人的一个教训，不要过早地对现实问题下结论。如果意大利人民不是非常积极地跟随哲学家，可能疫情的发展不会到今天这么严重。当然我估计意大利人民肯定没有听哲学家的话，这个世界有谁听哲学家的话呢？从历史上看，人民都是讨厌哲学家的。比如民主的雅典人民就讨厌苏格拉底，并通过民主的方式给他一杯毒鸠，让他死去了事。

但是阿甘本说得对不对呢？我却是很同意阿甘本的提醒的，虽说我此刻很听本地政府的话，比如本县县长今天就说，从今天晚上9点起，全县必须实行“社会距离化”——酒吧关门，餐馆也关门。不过佐治亚州整个州还没有实行这样的限制。美国的各州各自为政，州里的各县也各自为政，可见一斑。

佐治亚作为美国的“红州”——是一个政治和文化都非常保守的州，到今天还歌舞升平，为了经济而没有强迫隔离或“社会距离化”。我们这些在家呆着的人，是因为知道中国疫情的厉害程度，吓得自我隔离的。而此刻，我的状态就是阿甘本所描述的“赤裸裸的生活“（bare life）——生存下去，不得病，多睡觉——最后这个是我对自己的更高要求。我坚决实践“睡觉革命”——The Sleep Revolution”—美国著名的左翼新闻网站赫芬顿邮报的创始人阿丽阿娜·赫芬顿这样说，这是她的书的题目，她认为睡觉与做好事情密不可分，睡不好的人，无法取得该人要取得的目标。

阿甘本对“赤裸裸的生活”有着简单的看法。在他的第二篇《厘清》（3月17日）中，他认为“bare life”—生存下去的“赤裸裸生活”让我们与邻为壑，让我们盲目地把我们和其他人分开，把其他人都看成是带病菌者而导致跟人个人之间的距离与隔膜。他问：“除了生存下去之外，没有其他价值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阿甘本对“社会距离化”的疑问在于他对社会必须是人与人面对面交往的前提的相信，这个前提，随着网络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机理里，已经坍塌，所以我想，“社会距离化”未必一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陌生。（https://itself.blog/2020/03/17/giorgio-agamben-clarifications/）

阿甘本更为担心的，他陈述，不是现在的“社会距离化”，而是疫情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就如同过去的战争留下的遗产诸如那些武器（核武器）或铁丝网会永存一样，关闭大学和学校，上网课，不再与人面对面的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将通过机器进行是不是会永远成为正常呢？阿甘本说：“敌人不是在外部，而是在我们内部，是我们自己。”

比起阿甘本来，于瓦尔·赫拉利的文章更深刻，也更清晰，不愧是当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而阿甘本等等都是落日了，行将归于一个我们不再过多阅读的一代，甚至阿甘本他们的写作方式也是精英得一般人无法接近，而将最终寿终正寝。我们这一代恐怕是有耐心阅读文字佶屈聱牙的最后一代了。我的学生们大多都是只看电影，只喜欢阅读图画了。

我自己看哲学书，特别是政治哲学书，越来越觉得哲学本来是最贴近生命本质的文字，比如十七世纪苏格兰知识分子群的书，虽然已经三四百年，文字却通顺易懂，甚至可以听书就明白。后来的政治哲学书与语言哲学混合，被二十世纪哲学家包括维特根斯坦等弄得面目全非，跟现代艺术似的，当一般的人都无法听懂你说什么的时候，也是你的语言丧失了功能的时刻。

赫拉利在《金融时报》文章《冠状病毒后的世界》我当天就转载了，（https://www.douban.com/note/755564324/》几天前看到有人翻译了出来，中国的翻译者真了不起，很让人钦佩。

赫拉利面对疫情的观点，除了他提倡的全球合作之外——在全球各国都关闭国界的时候，赫拉利呼吁全球合作，他的最主要的担心，跟阿甘本是在一条线上的，那就是冠状病毒之后，有些政府采用的强力监视工具将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此刻，有些政府部署了新的监视工具，严密监视人们的智能手机，使用识别摄像头监视人们的出行，迫使人们检查并报告体温和医疗状况。以色列是这样做的，PRC也是这样做的，但疫情过去之后会怎么样呢？这些所谓的临时措施，是否会消失呢？

赫拉利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对此不警惕的话，“现在的流行病可能将是人类监控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不仅PRC这样的使用大规模监视工具的国家将把监控进一步正常化，更危险的是，他们的监控将从“皮肤上”走入“皮肤下”。以前政府或大公司知道你的手指在电脑或手机的屏幕上点击什么，现在他们的重点已经转移，他们要知道你手指的温度以及你皮肤下的血压。

知道你手指的温度和血压有什么坏处？很多人会说，我不在乎，爱知道不知道。哦哦，这就是问题所在：以前政府或大公司只知道你做什么，他们也许知道你关注什么，但他们不知道你想或你感觉什么。比如，你天天看《平壤日报》或《环球时报》，政府知道你关注的是什么，但是现在你一看《平壤时报》就心跳加剧，血压上升，满心怒气，一看《环球时报》就血压平稳，心欢脸笑，政府就知道了你的政治倾向。如果政府决定，任何看《平壤日报》的人都是潜在的对平壤不满的人，都需要严格管控，或干脆逮捕，送到边远的劳改农场去，那么，你对时刻被监控是否不在乎呢？

赫拉利谈的是西方民主社会的状态，在民主社会里，我们还有选择——我们有选择吗？在平壤你是没有选择的。赫拉利强烈呼吁我们反思有些政府以疫情的名义进一步监视我们，因为后果不堪设想。我是深深忧虑的，也深深悲观，知道被监控的不可扭转。我唯一安慰的就是世界是你们的，不是我们的。你们不在乎，因为你们没有思考能力去在乎，那就这样吧。哲学家们的呼吁最终可能如苏格拉底一样，被给一本毒鸠了事，这让我今晚哭泣。

早上起床后从微信里看到，一个大学同学的妻子挺过了新冠病毒的肆虐，却倒在了心脏病之下，我骇然、无语。中午跟副校长交流，我想，一个人要跟比自己强的人一起工作，你会觉得总是在提高，站得更高。下午的网课却不尽人意，没有第一次好。今天非常不舒服，晚上不到七点就去睡觉了，这篇日记完成于第二天早上。

今天佐治亚州病人数涨到：2366， 死亡69。 死亡与生病人的比率：2.9%。

3/28/2020

“真的，中国人吃蛇吗”？

这周二（3月10日），春假第二天，我在学校，跟一个同事约好去吃午饭。一见面我们谈的就是新冠病毒，这个病毒已经让我们感觉到兵临城下了。

她问：“我听说这个病毒是从蛇身上来的，人们告诉我，这是因为中国人吃蛇，是真的吗？”

我听了，笑着摇头：“这个病毒似乎是从蝙蝠身上来的，不是从蛇身上来的。”“蝙蝠“？她大叫起来：“中国人也吃蝙蝠吗？”

我继续摇头，有点无可奈何地说：“大部分中国人不吃蝙蝠，但也有少数人吃吧”。她大睁着眼睛，看着我：“你吃过蝙蝠吗？”好像我是吸血鬼。

我摇头：“没吃过。不过我的确吃过蛇肉。”

我们边说话，边走下楼，听到我说蛇肉，她停住了脚步，看着我：“你知道我们基督徒觉得蛇很邪恶，所以我怕蛇。”我点头，我也怕蛇，不知为什么在那一刻，我心中想起来的却是北京动物园的爬虫馆，位于北京动物园西南角的爬虫馆。想到小时候去动物园，我拒绝进爬虫馆，因为我害怕蛇，虽然我那时对基督教一无所知。

怕蛇，也许是人的本能，面对一个异己的物体，大张着口，舌头丝丝地响，人禁不住感到恐惧。

“蛇肉是什么滋味？”她问我。我答：“那是三十五年前了，我去中国的南方出差，当地的人请我们吃的。我根本不记得是什么滋味。大概好像是跟鸡肉差不多吧，不过，我也不知道了。”

我由此想到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吃蛇，是为深圳的大亚湾核电站奠基做报道。我跟着记者们一起到了深圳——那是1985年的十月，那时的深圳刚刚开始建设，还没有大街，只有高耸的单独的楼房。我们在深圳采访了几天，我看着大亚湾，开工典礼的土地，翻土机在黄土里来回运动，一切都在蓝图里，深圳还是一个刚刚从渔村起步的城市，连街道都没有，满街飘着薄薄的红塑料袋垃圾，我震惊地看着这些遍地垃圾红透明的塑料袋，这些塑料袋是我从来没见过的，象征着香港和另外一个世界。

就是在这种对深圳的印象，我们被邀请吃了很多顿当地的饭，比如烤鹅，比如龙虎风汤——那里面的龙就是蛇，虎就是猫，凤就是鸡。我吃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吃完了才被告知是什么，嘴里根本就没有味道。我的味蕾对蛇肉和猫肉毫无记忆。

还有一次在广东，也是去参观一个水电站，我们被请吃了“穿山甲”。我在这之前，都没听说过“穿山甲”—这种动物不在我的生活视野里。从小生活在北京市里，我见过的动物就是动物园的动物以及家养的猫，从来不知道穿山甲是什么，吃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吃完了饭，大家都在谈穿山甲，我说想看看我们吃的什么，饭馆的老板就让我们一行人去后面看看穿山甲的样子。我走到饭店的厨房后，看见铁丝箱子里的穿山甲，他们像个武士被打败了一样龟缩在那里，我突然心里怦然一动，感到它们很可怜，很无辜。我对吃这种动物毫无兴趣，虽然那个时候我还根本不是动物权利活动者，仅仅出于同情，我也觉得小动物很可怜。

中国人什么都吃，这大概源于贫穷。中国历来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就是盛世时代，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也是很苦的。吃肉从来都是奢侈，所以逮到野生动物就吃，是满足对肉的渴望的一种方式。现在老百姓肉可以随便吃了，虽然听说肉价一直在涨，现在的吃野味大概是为了调剂口味。这种口味有种野蛮的色彩，人在吃的时候，是很容易暴露其野蛮品性的。

新冠病毒在中国已经肆虐了两个多月了，如果从武汉封城算起，已经47天了。从开始封城，我就每天开始看微信，跟着中国一波一波地走着感情的风浪，我这两个月，天天看方方的日记，自己的日记也不写了，好像我的生活在方方的家中的窗户看到的世界里。

跟同事来到乔治亚理工学院旁边的一个亚洲餐馆，我点的是日本的寿司加泰式炒面。我的同事对我喜欢吃生鱼总是好奇，她说，“难道生鱼那么好吃吗？你每次都点同样的饭。”我点头，是的，我喜欢吃日式的饭，最近在YouTube 上发现了一个日本男人Masa做的饭，天天都看。我要她尝尝生鱼，她不尝，她也喜欢海鲜，但必须是做熟了的，她不敢吃生鱼，她点了泰国的椰子奶咖喱饭。

我们吃饭聊天，谈到各自家里的食物。她是不做饭的人，在家多半就是买半成品，放在微波炉里热热吃。美国南方黑人喜欢吃油炸的食物，她觉得不健康，但她也没心境做饭。而我呢，我天天做饭，做的饭比我写的日记好多了。

我们就是我们吃的食物——We are what we eat. 这句话到底对不对呢？中国人们特别是广东那边的南方人喜欢吃蛇，吃奇奇怪怪的动物，他们并不比我们奇怪。世界上亚洲人比西方人吃的种类多多了，据说中国人吃一切爬行的动物，吃除了桌子以外的一切四条腿的东西，吃除了飞机之外一切飞行的东西，中国人吃的种类，有让人大开想象力大门的感觉。你只要敢想，就有可吃的。你只要敢吃，没有什么不能吃的。我对这种敢想敢吃的勇气，远远地注目。

3/10/2020

疫情成为舞台

今天看方方的最后一篇公开的日记《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看到武汉的疫情基本结束，中国的抗疫结束，中国将恢复经济，将走向正常。我从心眼里为中国高兴。这么多天了，两个多月了，我的心一直悬在微信和电脑上，看中国的消息，我的亲人朋友在那里，我的感情一直随着中国的脉搏波动。

回想这两个多月，我亲历了好朋友拉黑彼此的过程，我自己也拉黑了几个我看见他们说话就心里升起一团无名怒火的人。我也退了几个群，以前我留着这些群，是因为觉得自己跟国内接触不多，这些群的讨论，或许让我更多地了解中国。可是看到一群混豚般的人群，重复着谎言，我看着烦，彻底拉黑。

我的两个小朋友，彼此曾是非常好的朋友，现在他们已经拉黑彼此。我站在其中，劝也没有用。我们都是我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甚至地理环境的产物。他们的分歧在于对体制的看法不同。一方以自己的经验证明，这个体制并不那么糟糕，他对这个体制仍充满信心；另一方从大的方面看，要不是这个谎言的体制，也不至于弄得病毒无法收拾导致把全世界都卷进去。他们的争论让我感到宣传和洗脑以及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的力量，也感到自由派对立场要求的决绝。同时也让我非常悲伤，因为这本来是不值得断掉友谊的，友谊比政治重要，可是，当朋友们因为政治立场不同反目，我能做什么呢？

有的人我以前觉得还是朋友，这次两个多月的疫情，让我重新打量他们。有的人喜欢蹭热点，大家赞叹站在前线的医护人员，他就写个文章来个“白衣天使赞”。大家说坚持在家就是帮助国家，他就写一个“在家赋”表示自己如此爱国。我看着这样的文章，哑然失语。这些充满了陈词滥调的文章，轻飘飘的文字，让我异常反感。此刻，国难当头，词语是多么沉重，如林白的诗歌所说"病毒卡在喉咙“。我觉得在灾难到来的时刻，我们是失语的，没有言辞可以表达那种震惊、恐惧、无望、无力。我对任何轻飘飘的文字都反感，因为那些文字不是出于内心，而是出于其他目的。

还有的人趁机表忠心，虽然他的表演也未必能获得他的主子黑眼球的笑意。每天我看他在微信上表演他的献媚的技能，导致我看见他的微信就恶心。什么样的社会都有这种人存在，他们就是一群寄生虫，寄生在一个更庞大的肌体里，他们是吸血鬼，利用体制或肌体达到肥胖自己的钱囊或官职的目的。我看着他的表演，想，他想过文革也只有十年吗？他会有一个真朋友吗？

现在，中国疫情的大幕落下了，美国的大幕刚刚拉开。

我在自己的渺小的生活里，跟中国遥远，也跟美国遥远。因为在家里办公，隔绝生活已经开始了一个星期多了，今天上午还是阴沉的，下午阳光普照，天气异常温暖，好像是夏天。

中午邻居玛拉凯打电话问我们是否需要什么食物，因为她要去买东西去。玛拉凯住我们的对面，是一个心理医师。我说；“咱们这个小的社区一共才25户人家，只有乔伊斯是一个人住，也许我们该帮助她？”玛拉凯说要给社区群写信，组织大家互助。

我们的生活从来都非常安静，邻居之间往来不多，詹姆斯死后，他的房子被刷新，前两天卖掉了，走过他的房子，树木发芽了，新的邻居也快搬来了吧？

虽说网络上时时刻刻都在轰炸给我各种消息，我每天看的信息却是有限。我们是自己政治立场的产物，从一个人阅读的新闻和网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意识形态。我每天早上起来先看《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然后看看《野兽新闻》和《BussFeed》上的新闻分析、《大西洋月刊》上的长篇文章，然后在看当地报纸和《星期》周刊的每日评论。每天晚上我看全国公众电视台的新闻，这就是我的政治视角，比较狭窄，基本是一个自由派的观点。当然，我也偶然去《国家评论》《美国保守派》等杂志上看一看，看看保守派在说什么，有时我也会觉得他们的观点有理，美国保守派知识分子不完全疯狂，虽然大多数新闻写作的比较疯狂。

综合性网站 “Arts and Letters Daily 上有很多好看的东西，我每天花一两个小时在上面，这个网站，我十多年前就写过文章介绍，是我最爱的网站。只要世界还有这个网站，我就永远不会孤独。

前几天我对儿子说，我不再多上微信，每天最多看一个小时。我真的做到了，从此更要如此。

今天早上跟两个好朋友打电话，朋友们都比我有勇有谋，我就是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看见不公平之事，顿时两肋插刀，发个讨伐的檄文，就想过去杀几剑，让自己的心里痛快。朋友们大呼不可，要我收住手指，不要打字，不要发檄文。我笑，好吧，好吧，照你们说的办。

今天一天我都在写一个工作计划和具体完成计划的措施。前几天接到这个任务，我还有点不耐烦，觉得写这些有什么用。这两天做调查，写计划，居然很感谢这个经验，这让我终于明白了我的工作到底是什么，看来写工作计划也是一件好事。我本来嘲笑写这种计划是“立志”，说自己是“无大志者常立志”，不过这倒也不是一件坏事，总比没"志"好。

今天佐治亚州病人数增长为：1097人，38人死亡。

3/24/2020

米芽：世界将在你的脚尖下

 妹妹的女儿米芽从七八岁开始跳舞，起初是在一个中国人办的民族舞学习班里跳。我那时每年的暑假去妹妹那里，帮助他们看博纳和米芽，他们都放假了，妹妹妹夫需要工作，我从2008年到2012年，一共在他们家呆了五个暑假，米芽呢，就从七岁长到了十一岁。

米芽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我们散步，她自己编很多歌儿给我唱。我们在社区一边走路，一边捡垃圾，米芽一边捡一边唱歌。我看着她张开的小嘴巴掉了两颗门牙，一边唱一边跳，笑得我前仰后合。

暑假我跟着他们，早上给他们做早饭——他们都起得很晚，然后看着他们做作业，然后带他们去游泳，然后回来做午饭吃午饭，然后就瞎晃， 晚上又去游泳。我那些暑假都跟着他们瞎晃，跟他们一起快乐着。比如我带他们看电影，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在电影院看电影是我带他们去的，我们看的是《Wall·E》。我带他们去博物馆，去艺术馆。做一个姨妈是非常幸福的，我享受着孩子们的甜美，却不要担心他们的未来——那是他们的父母的事。

2010或者是2011年的夏天，记得一天下午，我们百无聊赖，博纳在他自己的房间里的电脑上，我跟米芽在靠阳光大窗的起居室里，米芽给我跳舞。下午三四点钟吧，她刚刚从舞蹈班里学了孔雀舞回来，在地毯上举着双手，作出孔雀的样子。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她，问：“你看过芭蕾舞吗？”她愣了：“芭蕾是什么意思？”她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我。我说：“芭蕾是西方的舞蹈，跟中国的舞蹈很不一样，要不咱们看看？”

我起身把电脑拿到旁边的桌子上，打开电脑，在YouTube上找到芭蕾舞天鹅湖的片段，给她看。米芽的个子比桌子高一点，但高得不多，她站在那里，身体靠着我看，我们两个人挤在一起看视频。看着看着我突然感到她的小身体绷直了，完全被天鹅舞的舞蹈给惊呆了。我惊讶地看着她的身体反应，我心里说：“惊呆了，惊呆了就是这样的身体反应！”她继续看着，出神入化，高度集中，根本没注意到我对她的观察。我继续想：“我是不是在播种一颗种子呢？播种一颗芭蕾舞的种子？”

看完了一个，她要求再看一个，我们继续看。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屏幕，我则在旁边继续观察她，观察这个小小的女孩子。关于芭蕾舞，她问了我好多问题：为什么她们用脚尖跳舞？我给她解释芭蕾舞与中国舞蹈的区别，最后她问，“我能跳芭蕾舞吗？”“你当然能”我肯定，看着她小小的身躯，我好像看到她跳芭蕾舞的未来。妹妹下班回来，我听到米芽跟妹妹说她今天看到芭蕾舞了，说她也想学。

米芽是一个有天份的孩子，她天生四肢和谐，我教她游泳，教了几次，就游得像模像样，她的小小的身体，在游泳池里，胳膊优雅地挥动，游泳这种技能对她来说不在话下。加上她的毅力，她不停地游，游累了，就叫我：“椅子！我坐会儿。”我就站在水里，弯曲我的腿，大腿就成了她的椅子，她坐在我的腿上，我感到她的小小的心脏的激烈跳动。我荣幸地是她的椅子！她小小的身体，可爱得我心都融化了。

我们后来好几天，每天都看，我观察她看芭蕾舞的神情，她的大眼睛好像点燃了火苗一样。我当时就感觉：我在播种子，我在把一颗芭蕾舞的种子播下去，我当时就知道这点。后来有一天她突然不看了，我为为什么，她气恼地说：“我大概一辈子也不会跳芭蕾舞，干脆不看！”啊，她嫉妒了，我想。不过，从那个夏天，妹妹开始给米芽找跳芭蕾舞的可能，她所在的舞蹈学校其实也教芭蕾舞，不过因为老师是中国来的，芭蕾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两年以后米芽就开始专学芭蕾舞了，在休斯敦的芭蕾舞学校学习。2013年暑假，我们一起开车在亚特兰大，然后去了安纳波利斯。从那年的暑假起，米芽和博纳不再需要我，他们开始慢慢地长大了。

2018年夏天我跟妹妹和米芽在巴黎呆了两三天，我们三个人非常开心，姐妹之间有无形的理解和不言的爱。去年夏天米芽又到巴黎芭蕾舞学校夏天暑期训练班训练，她得到了全额奖学金在那里学习两个星期，短短两个星期，我三次去巴黎，跟她在一起，我们逛街，吃甜食，坐在塞纳河边看日落，跟她在一起的每一分钟都那么珍贵和甜蜜，她成长为一个美丽善良聪明的女孩子了。

米芽长得美丽，她小的时候，因为漂亮，大人们都叫她小章子怡，因为她长得很像章子怡的电影扮相。现在米芽是个年轻的姑娘，似乎越来越漂亮。米芽小的时候有与众不同的声音，她的声音甜美、娇媚，让我们这些大人都醉在她的声音里。她的声音让我感到女孩子的美好，女孩子甜美的声音就能把人醉倒。她的小朋友们也常到家里来玩，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女孩子里听过这种甜美的声音。记得有一次，我跟妹妹说，咱们小时候，是不是都是发出这种声音呢？家里四个女孩子的这种甜美，得多么柔软美好啊。

米芽上休斯顿芭蕾舞学校的后，就没有上高中，白天上舞蹈学校，晚上自习高中课程，2018年16岁不到17岁就高中毕业。去年三月放春假，我去休斯顿看看妹妹一家人，米芽看到我在房间里，提议：“姨妈，你想不想去散散步？”我们散步走了两个多小时，她给我讲学校里事情，讲一个来做“反性骚扰反种族歧视”的老师本身的种族歧视，她用手写了整整四页纸，记录和分析这个老师的不正确的观点和她的批评。我惊讶她的分析能力和思考力，我知道思考力和分析力都是需要培养训练的。

今年米芽应该从芭蕾舞学校进入更高级的芭蕾舞学院或芭蕾舞团了。遗憾今年休斯顿芭蕾舞学校不留任何学员，他们必须都向外找机会。米芽每天要去学校练芭蕾，还要给有可能招人的芭蕾舞团递申请，送交自己跳舞的录影，每天都很忙。我们看着自己的孩子开始比我们还忙了，内心里真是百感交集，一个不忙的孩子是没有未来的。

这个春季米芽飞来飞去，参加各种的面试，各种试跳，试图找到工作，非常辛苦。她也很忧虑，做职业芭蕾舞，找到初级工作不容易，找到满意的初级工作更不容易，毕竟这是第一步啊，走向职业芭蕾舞团的第一步。米芽的爸爸很担忧她，经常说，这条路太难走了。我也同意，可是我同时问：你不让她跳舞，行吗？她接受吗？这不是人人想做就做的，这是天才、才华、能力和毅力的相加才出现的。

3月8日，上星期日下午，我刚爬山回来，开上车，妹妹突然打电话来了，告诉我米芽接到第一个工作合同了！这也是休斯顿芭蕾舞学校第一个接到合同的女孩子。在芭蕾舞这行，男性比女性少，更容易找到工作。我听了惊喜交加，到了家就给米芽打电话，她正在纽约的机场，刚刚完成芬兰国家芭蕾舞团的面试。她告诉我，这个面试有一百多个申请人，芬兰团的人只把她留下了，跟她谈将来的可能，今年芬兰团不招女孩子，所以留不住她，不过她从面试场出来，看电子信，居然接到了合同。她兴奋，高兴，激动。“姨妈，我有了第一个合同了，我八月就开始演出了！”我一边跟她说话，一边跟她一样兴奋。

我听着她的激动的声音，在叙述中，她自白般地说：“姨妈，您知道吗？我特别努力，我不知道在我之前或我之后，是否有人像我一样努力，我是特别努力的， 我是最用功的那个。”她的这句话触动了我，我突然泪水涌出，我知道她是多么懂事，多么努力，我当然知道。我在电话的这边，擦着眼泪。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亲爱的，我的亲爱的孩子。

我小的时候，也很喜欢跳芭蕾舞，那时候能看的芭蕾舞只有《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三四年级时下了课，其他同学都走了，我先做好事给班里打扫卫生，打扫好了，把桌椅推开，在教室里自己跳芭蕾舞，学吴清华，脚尖站立在一个柱子前，好像被地主吊打，然后就开始劈叉大跳，在教室里转来转去，想象自己在跳芭蕾舞，当然没有一个观众，如果有别人的话，我就会太害羞了。

我的外甥女实现了我少女时代的梦想，她秋天就要去欧洲的一个芭蕾舞团开始芭蕾舞演员的生涯了。姨妈还记得第一次给你看芭蕾舞的影片时你的大眼睛里的光芒。姨妈写过很多你的小故事，记录了她眼中的你，也许你已经忘记你第一次看芭蕾是姨妈妈给你看的，那时你太小了，还没有太强的记忆。姨妈的爱，姨妈的骄傲：米芽，你是非凡的，这是你的第一步。世界将是你的舞台，你将是世界最伟大的芭蕾舞演员之一，世界将在你的足尖下。

3/15/2020

武汉并不遥远：我们能准备什么？

坦白地说，从1月29号我们收到学校的第一个通知到3月2号学校紧急情况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学校以及全美国都浪费了整整二月份来对付从武汉传来的瘟疫。今年是闰月，2月是29天，五个多星期，学校除了发了另外两个通知外要大家警惕外，并没有任何实际的措施。这种状态与美国的整体状态相似，美国总统试图用他的惯用的说大话的方式把这场病毒说走，他的态度，对美国民众的心理的影响很大。

我带着忧虑注视着中国和美国的状态，其实自己也彻底无能为力，能做的很少。中国在二月初经历了大乱的状态，但中国的制度使局面迅速控制，二月底风开始平，浪开始静。而美国，隔岸观火，虽然我没有看到任何隔岸观火的幸灾乐祸——这不是美国的民族性，但总的来说，大家都觉得武汉很遥远。

我在我自己的课上——这个学期我只教一门课，是毕业班的最后一门课。上课的时候，我每次都跟学生讨论中国的病情，告诉他们数字，显然，学生们仍然觉得这是很遥远的事情，我们讨论疫情，他们都知道李文亮医生的故事，因为美国的新闻也报道了，但他们对李医生与体制的关系并不了解。他们对官僚制度是怎样企图瞒报的也不了解，同时，美国官方也是如此，美国不是瞒报疫情，而是觉得疫情与自己无关，是中国的事情。美国总统居然说，如果有病人，病人也会奇迹般地好起来，突然就没了。看这样的新闻，我真觉得世界非常荒谬。

而我自己呢？从上个学期末接手新的工作，很多东西的我都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新建的网站不是我建的， 我对网站的功能需要熟悉，所以每天在网站里看来看去，真是看得我心烦。夏天的项目申请需要审批，我取消了去中国的项目。我跟副校长汇报的时候，他还不解：干嘛要取消？我说: “中国的冠状病毒…..” 他才点头，可见他们对中国的事情掉以轻心。

三月的第一个星期是期中考试，我一方面准备给学生的考试，一面准备这个月的会议，这个月要开两个会，我一点儿都不想去，开会的决定到10号才取消，我们已经开始春假了。3月9日我还接到合作方的信，说夏天项目继续进行，我觉得非常荒谬，他们真的对世界没有感觉吗？意大利已经覆没了啊。

这种荒谬感到了春假，从春假开始，情况是每天一变。我们几乎是跑步进入了战时状态。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我们开始准备的时候，我的荒谬感却愈来愈突出了，我觉得什么的都不真实。过去的几个星期是忽视远方，因为我跟中国的关系，我觉得现实的和平美好不真实。现在是兵临城下，我们的准备似乎不真实。

学校紧急状态委员会开会，第一次会议集中讨论哪里摆放消毒洗手液。我无语，觉得消毒洗手液不是重点，重点将是有一天我们可能不能来上课。第二次讨论制定远程教育方案，我才觉得到了重点：在已经觉得学校停课之后，如果贫穷的学生必须回家，家中没有电脑他们怎么学习？我们如何买新电脑借给他们？在危机关头，领导小组考虑的主要事件之一，是贫穷学生的问题。当然，讨论的结果，措施也出来了。在关键时刻，你要考虑的是那些无法帮助自己的学生和人。

春假延长一个星期，3月23号我们开始开课。学生如果春假回家的，不再回来。如果在这里的，要想方设法回家。老师们进入远程网上教育准备之中。我也开始用“黑板”或其他软件，试这些工具。我一边试，一边有一种漫无目的之感，我们教授的东西有什么用呢？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教学生学的东西，有必要吗？这些所谓的知识，二十年后有什么用处呢？赫拉利（Yuval Harari）说，我们今天教授的东西，本质上都没有用，因为我们对未来毫无知觉，我们教的是现有的知识，是已知的知识，但而这些知识在未来将毫无用处。

这也是让我对我工作和知识储备的怀疑的根本之一。比如我学过很多理论——比较文学系的主要学习科目就是理论，这些理论给我提供了看世界的眼镜， 但是，这些理论培养出来的年轻人好像丧失了现实感，他们的激进让我怀疑这些理论教育到底起什么作用。比如那些强调“身份政治”的人，那些时时刻刻都摆出自己是被害者的身份的人，他们利用自由主义的宽容，以受害者身份获得特许的原谅或特权。

武汉并不遥远，我们能准备什么？微信上到处都说美国的超级市场被买空了，这不是我的经验。我们去的附近的超级市场，货物充足，我们没必要买一大堆东西。口罩是买不到了，我买了一次性手套，买了几瓶酒精，这就是我的物质准备。

武汉昨天增加的病人是零已经好几天了，中国已经开始解禁，而美国的禁止人与人交往——社会远离-——刚刚开始。我们被要求在家办公，要求不参加任何十个人以上的聚会。我们这里是六个星期前的武汉。这样看来，真正关键的时刻是在未来的四个星期。

今天是周五，我一天都头疼，早上儿子给我写信，坚持说我不能出门。我本来也没有打算出门，下午在后院把花盆倒盆，种一些花，让自己在体力劳动中感到劳累而不去关心世界。

美国政府已经决定给每个人1200块钱，作为紧急救济金。我起初还有点高兴，或许我也可以拿到钱，今天仔细看了细节，我拿不到一分钱。这个钱，对普通人来说希望有用，而本质上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美国经济进入衰退，或许全世界都被这个病毒都带入衰退之中。

未来并不遥远，我们能做什么准备？

3/21/2020

从武汉到我的办公室

武汉封城是一月二十三号开始的，那是我们刚开学的第一周，开课的第二天，我们学校对此毫无感觉，美国也毫无感觉，虽然报道已经铺天盖地，但对美国人来说，中国如此遥远，我大概是学校里唯一的人，对武汉的事件极度关心，时时刻刻在微信上或在Youtube 上看新闻。

我本来好久不怎么上微信了，微信越来越无聊了，天天就是吃喝玩乐。武汉的事情爆发，微信成了我跟中国的即时纽带，我每天晚上睡觉前看微信，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抓我的手机，看微信。我也开始看美国或加拿大中文的信息，或者看美国新闻上各种报道。

在YouTube上，我跟踪好几个中文自媒体，特别是一个名字叫秋和实的人的直播，他去了武汉，我觉得自己跟着他去武汉。他坐在旅馆的房间里大哭大骂，我看着他心疼。二月七号，他妈妈在微信上找他，我发了微信转他妈妈的信，说：“你妈妈找你！”我知道自己说的毫无用处，就是因为心里堵得慌，忍不住大喊。

听见的人，估计只有我自己。

我的同事詹教授，他的妻子在美国CDC工作，他的办公室跟我隔着两个门，我们每天早上打招呼。一天他突然说：“你是武汉大学毕业的，对不对？我今天看新闻，突然想到你一定有认识的人在武汉。”我点头，想不到他记得我毕业的学校。是的，我毕业于武汉大学，武汉封城，武汉突然离我很近，我看大学同学的微信，看着他们被卷进去，所以觉得武汉好像就在我的隔壁，翻看微信就进去了，其实我也三十多年没去过武汉了。

我也很关注美国CDC的动态，他的妻子是美国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高层领导人之一，人非常好，我们常常在一起吃饭，我几乎每天都从他那里探听消息。CDC在做什么？我问，每天问。那是早期，那是一月份的下旬。他每天告诉我一些他从他妻子那里来的新闻：“CDC调集全国传染病专家来到亚特兰大了。”“这个病毒美国没有见过”。“CDC腾出了一层楼给这些专家，非常重视。”“CDC的专家要求去中国现场，没有被批准。”“美国专家们已经决定以个人名义去武汉考察了，但没被批准。”“我的妻子去华盛顿州了。”那是一月底，华盛顿州已经出现了病人，在一个养老院里。“我妻子又去波特兰了。“他继续每天告诉我他妻子的行踪，我好像是他妻子的侦探，每天从他的嘴里得知他妻子在做什么，并因她而想象美国CDC的活动。“中国还是不让CDC专家去中国。”他几乎每天都告诉我同样都消息。我不解，为什么不让？他耸耸肩：“只有中国才知道。”

日复一日，武汉已经水深火热了。一月二十八号，我们学校突然给我们写信，提醒大家注意卫生，多洗手，美国人终于开始有点惊觉了。我看完这封信就开车回家，让老伴跟我一起去买口罩。我说：“我们得去东南的居住区，那边都人们还没有警觉，或许我们还可能买到口罩。“我们开车，走了十来个商店，都买光了，已经有中国人买过了。三个小时之后，最后我们在一个杂货店买到了二十八个口罩。我包圆了。天一直下着小雨，冷飕飕的。

回到家上微信，看到我的大学同学在武汉家里没有口罩。我决定把自己买的口罩给他寄去，毕竟，美国这里还不需要。第二天一月二十九号，我给这个同学寄去我买到的口罩，那天天气很冷，我去了中国城的快递，找不到那家快递公司了，就去了邮局，做国际快递，三天到五天到。（直到今天还没有到。美国的快递跟踪写着二月十二日到北京，之后是说在送达的路上。）

每天都发生很多事情，日子如不得不抓的烫手的山芋，每天都被烫得疼。二月七号那天回到家我打开手机看到李医生死了，我震惊地坐在厨房的柜子旁，居然坐了四个钟头，一动没动，我悲愤交加，世界上只有这两个字可以描述我：悲、愤！

也就是在这个时刻，我都不记得是哪天开始了，我也开始跟踪方方的日记了，也许那是二月八、九号吧，我起初并没有看到她的日记，直到微信开始转，我才看到。在纷乱的信息里，阅读一个作家的日记，在纷乱中理出一个头绪，观察这个世界，把我也跟中国的现实拉近了一样。

原本定的二月二十九号出发去法国的尼斯和意大利的米兰做工作考察。二月二十三号我给组织考察的办公室写信，下午又打电话，问意大利北部已经开始爆发疫情了，我们是否取消行程。他们回复说，还要考虑。我第二天又写信说自己不去了。二月二十五号接到通知，行程取消了。

三月份我的计划里包括三月十四号到十七号在新奥尔良的全国会议，三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七日，在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的全国年会。这些计划都是开学初定的。计划定好的时候，飞机票都买好了，饭店也定好了。我怀疑能否去成，跟副校长请示，副校长坚持我该去开会。我也无语，觉得美国人真的毫无概念，他们到了三月初还觉得病毒是其他国家的事情，那就让他们毫无概念去吧。我知道我们最终也去不成，疫情一天一个变化，我想到月中，我们是肯定去不成的。

三月三号下午，学校召集紧急情况领导小组会议，我也被教务长叫去，作为领导小组，会议讨论的问题是怎么准备疫情，在哪里放洗手液，怎么准备隔离等等。我不禁问：我们有能力隔离吗？校医务所的人员承认学校医务室没有能力检测和隔离。我的任务是跟所有在国外的学生联系，要他们回来。

三月五号，副校长告诉我，我可以不去新奥尔良开会了。八号我们开始放春假，三月十号我再次被告知，可以不去堪萨斯城开会了。三月十二号上午我给紧急领导小组转去了弗吉尼亚大学校长在PBS上的讲话，谈为什么关闭学校。当天上午十一点十分，校长给我们写信，宣布春假延期，从三月二十三号起，我们开始上网课。 晚上居然收到校长给我的信，感谢我的信息。三月十三号周五也就是昨天我再次参加紧急情况领导小组会议，讨论具体落实项目，比如怎样帮助没有钱的学生上网课，买多少新电脑，借给学生带回家等等。

这就是这个春假——我们生活在病毒的阴影下，争分夺秒地做准备。我自己呢，周一（三月九号）我在学校处理海外留学的事情，下午游泳二十六圈；周二我又去了学校，并游泳三十圈；周三我给汽车换油；周四我去了我的办公室拿东西，周五我再去学校拿东西，看到学校里已经有父母开车来把学生接回家，把他们的东西拿回家去了。

我们终于被卷进去了，从武汉到我的教室，一场全球的病毒把世界都拉得跪了下来。那些在2019年底就知道病情并瞒报的人，那为了虚假的欢乐而把全世界都卷入的人，是不是该作为罪犯受到全世界的审判呢？他们罪行就是反人类罪！

今天周六，天气热起来了，今天是二十三摄氏度。窗外的树发芽已经四五天了，蜜蜂在树叉间的嫩叶上采蜜，鸟儿在树枝上叽叽喳喳。热闹的春天来临，我们却开始进入在家里的房间内工作，等待疫情过去。也许等我们终于可以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将是满目繁茂鲜花遍地的夏天了。

中国今天很多地方开始解禁了，一个在哈尔滨的朋友说，大街上全是人。

3/14/2020

必须倾听：于瓦尔·赫拉利在跟谁对话？

自从2017年1月底翻开于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的书《智人：人类简史》（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我就成为了赫拉利的忠实粉丝，不， 我不仅仅是忠实粉丝，而是一个超级粉丝：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他，我像一个跟探一样在网络上跟随他。我知道他最近在哪里做讲座，一旦网络上他的讲座公开，我立刻听，虽然听多了，我对他的主要观点都耳熟能详了，但我还是如饥似渴地倾听或阅读他。他的话对我就是春风，吹醒了我对哲学的意义、人类对未来、教育的可能、个人在时代中的命运等等问题的思考，他是我暗夜里让我莞尔一笑地放下书时，好像获得了穿透黑夜能力的明灯。

我开始阅读《人类简史》这本书的时候，对这本书没有任何预期，我甚至没有听说过这本书。打开这本书，我为作者简洁的语言吸引——他的英文简捷、清晰、幽默——这三条我认为散文写作的最好标准，他是完美的典范。我欣赏他的写作风格，当我阅读如此愉悦的文字，渐渐走入他的思想的时候，我被他的思想迷住了：这是我一生对我再次具有颠覆性的思想家。

2017年1月以来，赫拉利是我这三年的主要精神食粮。而这三年，他又出了两本书。2018年9月21号，他的书《人神：明天简史》（Home Deus: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在美国发行。那天为了在这一天买到他的书，我20号夜里不睡觉，在网上等着，等到21号零点，他的书kindle版可以开始看，我如饥似渴地、几乎是颤抖着打开我的iPad ，等他的书送到我的信箱里，打开，激动地看下去，看到凌晨四点。这是我一生第一次为等一本书不睡觉，就是年轻时候的我，也没有这样过。我对他的书的渴望，对赫拉利思想的追随，由此可见一斑。

一年后，2019年8月20号他的书《二十一世纪的二十一个课题》（21 Lessons for 21st Century）出版。我下书单，买的是快递过来的，为的是尽快读到。我觉得在网络上看他的书不过瘾，必须手摸着书看才踏实，而且我舍不得在书上做标记。我其实第一遍看他的书，都是看电子版，因为快，但我还是买了纸质的书，为了支持他的思考。他在替人类思考，我愿意倾听和阅读。

倾听他，使我追随他的行踪。我是从YouTube上他的演讲和跟他人的对话里猜测他的行踪的。我从这些信息中得知他2018年11月15日去印度内关两个月——他每年去印度内关两个月，每年去印度的时间都是在年底左右。在这两个月里他跟任何人都不交谈，专注放弃自我，放弃脑子中的一切，同时思考。为了体验他体验的，我2018年12月23日飞到加州三藩市，在离市中心五十公里之外的深山老林里的一个木屋，也内关了十天。十天无语隔绝，对我是很新的体验，我体会了他的非同常人之处。

倾听他，甚至采访他的人，比如俄国著名的电视主播弗拉迪米尔·泼兹纳（Vladimir Pozner）都因此成为我关注的人。泼兹纳的采访时在赫拉利的家中做的，从中你可以看到他们简洁的家，家中的狗在门外想进来，非常可爱。这是我观看的对赫拉利最好的采访之一。赫拉利的回答一如既往的好，但能提出这么好的问题的记者泼兹纳也让我惊喜，我顺藤摸瓜，把泼兹纳的采访、演讲，能找到的都看了，然后买了他的书。泼兹纳作为苏联和现在的俄国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本人具有美国、法国和俄国三国国籍，在国际上非常有影响，他的书，本本都上了《纽约时报》最畅销书单，是一个具有非常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他对普金与美国的关系的观察和思考，是我读到的最不同的、也最有说服力的。我以后再写文具体评论我对泼兹纳的阅读和思考。

在这个茫茫的世界上是我也许不多的几个把赫拉利的博士论文都找到了浏览的人。我对这个年仅43岁的思想家的青春感兴趣。他1976年出生在以色列，家中不信宗教，大学毕业后去英国，2002年26岁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专攻中世纪史。毕业后回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大学历史系任教。我想看看他的博士论文写了什么。他研究中世纪战争时期打仗的士兵的日记，通过这些日记，他写作中世纪生活、中世纪战争与普通人的关系，中世纪兵器工业、农业等等，他写出了一本非同寻常的中世纪史，他的写作的角度，天呐，这个角度也太棒了！我记得自己阅读他的小书《钱》的时候，也常微笑，他在《人类简史》里谈到钱是怎样的一个虚构故事，可是我们人人都相信，而这本关于《钱》的小书，是对“金钱”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考察。他对经济史的考察和思考，使这本小书很有深度，加上他的幽默优美的文体，读起来津津有味，我常常禁不住拍案叫绝或莞尔一笑。

赫拉利在世界上，作为一个大声疾呼的公共知识分子，其名声如日中天，但他本人却那么谦和、慈悲、谦逊，这是让人非常感动的。他对人类有巨大的爱和慈悲，这种爱与慈悲在字里行间表达出来，我将慢慢写出我阅读他的体验。在2020年初的今天，我也想大声疾呼：必须倾听赫拉利！不仅阅读他对书，看看他在跟谁对话或许也对我们有启发，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思想让我们看清楚我们左右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改变着人类，我们的未来既有可能走向更美好，也有可能走向人类的完结，赫拉利强迫我们面对现实，问题是一切还来得及吗？

2017年2月我在网上追随他的时候，他的视频很少。最初找到的是2016年9月4日美国奥巴马总统接受美国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政治分析家之一匝卡瑞亚·法里德（zakaria fareed）的访谈，请奥巴马推荐他阅读的书，奥巴马推荐阅读《人类简史》。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nPs8vnZ0I4。奥巴马的推荐精确、准确地总结了他的阅读体会：“这是一本提供了新视角的书，这本书让我们看人类的大历史，让我们重新看人类的文明是多么短暂，我们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其实历史很短，比如科学。”

然后我又找到了加拿大公众电视台斯蒂夫·派克因（Steve Paikin ）的节目，是对赫拉利的简短的访谈。这个访谈我看了四五遍，只有十个问题，后来又重复地看过几遍。我被访谈里谦卑赫拉利的个性迷住了，他的问题回答得如此出色，贴入我心，也是我觉得百看不厌的原因吧。顺便再说一句：斯蒂夫·派克因主持的节目，The Agenda with Steve Paikin, 在北美知识分子内有很大声誉。如果你不是看这个节目的常客，你连北美知识分子圈都没找到呢，当然这个圈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SEDVzxmXDE

开始看视频的时候，我对赫拉利的英文的口音不太习惯，老伴看我整天抱着电脑听赫拉利，抱怨说，这个口音在我家成了第三个声音。我笑，乐此不疲，继续听，天天听，每天伴着他的讲座做瑜伽，常常一听就是几个小时。他的书，我听也听了几遍，听得我常常笑出声。我如此追踪他，老伴觉得我爱上他了，开玩笑说，可惜赫拉利是个同性恋。我大笑，真的，真的爱上了这个思想家。我喜欢他的清晰的思维，清楚的表达，深刻的洞察，慈悲的心灵。YouTube的最大好处就是把世界各地的讲座拉到我的房间里，我可以一个思想者，一个思想者地听，我常常躺在瑜伽垫子上，倾听这些讲座，这些讲座如门道让我走进那么多思考者的房间，我可以在任何时候走进去，不打扰任何人，倾听世界上思考者们的独白。

三年来，我把YouTube上我能找到的赫拉利演讲或对谈的视频都看了，几乎没有没看过的。通过这些视频，我知道他在哪里，在跟谁对话。我对他的观点了如指掌，但他的演讲仍然让我如口渴的人得到一瓶水那样的兴奋解渴。他在各个播客（Podcast ）上的对谈，采访，讨论我也都听了。世界上还有比我更超级粉丝的吗？有。他在谷歌演讲的时候，有个女听众问他问题，对他说，“我喜欢你的思考到如此程度，我的丈夫都嫉妒了。”着大笑，好在我的家人没嫉妒到那种程度，老伴跟我一样赞赏赫拉利。

不过让我更激动的是，最近赫拉利的网站完整推出，而我，是今天才发现的——这是我写这篇推荐文字的动力。现在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找到他的视频、录音来听，也可以看他发在报纸上的文章。这里是他的网站https://www.ynharari.com/ 。网站里有很多资料，但他的对话视频并不全面，YouTube上还有更多的视频。

2019年11月赫拉利再次跟杰瑞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教授在巴西对谈。戴蒙德教授也是国际蜚名的大学者，他的书《枪，细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1997年出版的，我在我的中国文学课上要求学生读的参考书之一，我认为了解中国你要先了解世界的历史。赫拉利和戴蒙德教授在2015年就在一起对谈，五年后再对谈，彼时赫拉利还默默无闻，现在，赫拉利已享誉全球。不过戴蒙德教授宝刀不老，2019年的新书：《动乱：国家怎样处理危机和变化》（Upheaval: How Nations Cope with Crisis and Change，2019）谈到世界的未来，真是非常不乐观，我将另文介绍。

跟赫拉利对话的人分作四类：第一是哲学家思想家；第二是政治家经济学家，第三是AI暨人工智能或其他有关领域的世界级专家，第四是记者们。赫拉利根哲学家和思想家们探讨哲学和伦理的议题，参与的哲学家思想家比如Sam Harris，Michael Sandel ，Steven Pinker等 ，嗯，如果你对这些名字不熟悉，你对美国知识界的边还没沾上，对不起我这样说。

赫拉利跟政治家们探讨我们面临的严重的政治、环境、生存状态，比如奥地利年轻的总理塞巴斯蒂安·库尔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可惜在这个对话里，她显得相当落伍，她不太理解赫拉利 思想，看来她已经不再适合做未来的领导人了，还有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任保守党党魁和下议院领袖的威廉·黑格男爵，黑格男爵水平很高，这个访谈很值得一看 ；以及八十岁的以色列总统亲自跟赫拉利的对谈等等，等等。赫拉利现在是世界各国领导人和大企业比如脸书，谷歌等的座上宾。赫拉利认为这些国家和企业领导人肩负制定政策和技术革命的责任，如果他们愿意采取行动，他们可以制定政策，改变人类面临的可怕的未来，从而创造对人类有益的进程。

在2018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赫拉利做主讲，赫拉利讲话的背景是中文大字“神威”，非常有意思。他在小组会上跟有关专家讨论“意识”、“机器人与劳工”等话题。我观看他参加的小组讨论，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具有穿透和洞察意义，其他学者基本不在他的水平上。那些与他会谈或对谈的专家包括与AI专家，斯坦福大学AI研究所所长李飞飞——李飞飞对赫拉利的思想完全无知，这真让人觉得危险；脸书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扎克伯格在赫拉利面前如小学生一样不停地为自己辩护，赫拉利宁静地微笑看着扎克伯格。显然，赫拉利努力跟专家们对话，希望专家们能对未来有更深的思考，理解他们自己研究或行为的后果。

赫拉利两次去中国，2019年10月本来是有计划去中国的，可是没有成行。我找到的他在中国跟中国学者记者对话的视频，中国的学者和记者们提出的问题还没有能真正达到可以跟他对话的水平，至于那些批评他的中国学者，根本没看懂他写的书，这是很遗憾的。倒是中国的广大读者，有的评论还是很深刻和有水平的。

赫拉利在2019年在这些国家里演讲和讨论：11月在巴西，9月在乌克兰，7月在意大利和瑞士，5月10号在罗马尼亚布加里斯特，5月8号在德国汉堡，5月8号同天在匈牙利布达佩斯，5月7号奥地利维也纳，五月在欧洲的四五天是参加德国一年一度的“The OMR Festival“—世界最大的网络市场技术节。4月他专程到斯坦福大学与该大学AI研究所的所长李飞飞座谈。从时间安排上，你可以看到他一年只出来几天，通常是某个会议邀请他，他顺便在几个国家跟人们会谈，演讲。如果你仔细看他的演讲题目，每个都有不同的侧重点，而那些跟他对话的人，大多都是有权力可以改变世界的人，赫拉利希望自己能通过说服这些人，从而帮助人类拯救我们这个地球和人类自己。

从网站上看，2020年1月赫拉利的安排如下：1月23日将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做大会主讲人，题目是“如何在二十一世纪幸存下去？”，1月27日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演讲，题目是“智人的未来”，1月28日在比利时的科特赖克演讲，题目是“AI革命”。他的演讲有的是免费的，有的是会议上的需要参加那个会议才行。

赫拉利作为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变化；作为哲学家，探讨人类面临的科技伦理问题和解决的可能，作为思想家，为我们提供思考人类存在面临的诸种问题的可能。

阅读他的书，倾听他的谈话或与他人的对话，你可以知道他知识面极度丰富，同时有独到的见解，独到的思想。他有一双隼鹰一样的眼睛，专注力超群。他说：专注力和时间是你唯一的财富。他不用手机，每天阅读写作，每天内省内关两个小时。他的日常生活是读书，思考，他说他每天至少看完一本书，他说，书读多了，一本书看前十页就是知道这本书是否有价值，值得不值得一看了。他的私生活呢——他26岁跟丈夫结婚，丈夫他的代理人，他丈夫组织的团队为赫拉利的思考服务，给赫拉利制定行程。一次谈话中他说，他每天接到130个左右的演讲邀请，这些都是他丈夫处理，显然他丈夫给他制定时间表的时候，是非常爱护他的。目前根据他的书做的电视片正在进行中。他说：“我不会做别的，只会读书和写书。”当记者问他下一本书会是什么。他说：“我不知道，如果我没有的可说，我就不写。我生来并不是为写书的。”如此自然，如此平淡。在我看来，他的谦卑谦逊让人更感到他的可敬。在对话的时候，你会看到他站起来给其他对话的人倒水。这样的一个小细节，反映了他的为人。

赫拉利的思想在改变我们整个世界，他认为我们还来得及改变人类正在迅速奔跑前进的可怕的方向，但同时他也说：never underestimate human stupidity——永远别低估人类的愚蠢。

我们必须倾听赫拉利。

20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