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着忧虑注视着中国和美国的状态，其实自己也彻底无能为力，能做的很少。中国在二月初经历了大乱的状态，但中国的制度使局面迅速控制，二月底风开始平，浪开始静。而美国，隔岸观火，虽然我没有看到任何隔岸观火的幸灾乐祸——这不是美国的民族性，但总的来说，大家都觉得武汉很遥远。
我在我自己的课上——这个学期我只教一门课，是毕业班的最后一门课。上课的时候，我每次都跟学生讨论中国的病情，告诉他们数字，显然，学生们仍然觉得这是很遥远的事情，我们讨论疫情，他们都知道李文亮医生的故事，因为美国的新闻也报道了，但他们对李医生与体制的关系并不了解。他们对官僚制度是怎样企图瞒报的也不了解，同时，美国官方也是如此，美国不是瞒报疫情，而是觉得疫情与自己无关，是中国的事情。美国总统居然说，如果有病人，病人也会奇迹般地好起来，突然就没了。看这样的新闻，我真觉得世界非常荒谬。
而我自己呢？从上个学期末接手新的工作，很多东西的我都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新建的网站不是我建的， 我对网站的功能需要熟悉，所以每天在网站里看来看去，真是看得我心烦。夏天的项目申请需要审批，我取消了去中国的项目。我跟副校长汇报的时候，他还不解：干嘛要取消？我说: “中国的冠状病毒…..” 他才点头，可见他们对中国的事情掉以轻心。
三月的第一个星期是期中考试，我一方面准备给学生的考试，一面准备这个月的会议，这个月要开两个会，我一点儿都不想去，开会的决定到10号才取消，我们已经开始春假了。3月9日我还接到合作方的信，说夏天项目继续进行，我觉得非常荒谬，他们真的对世界没有感觉吗？意大利已经覆没了啊。
这种荒谬感到了春假，从春假开始，情况是每天一变。我们几乎是跑步进入了战时状态。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我们开始准备的时候，我的荒谬感却愈来愈突出了，我觉得什么的都不真实。过去的几个星期是忽视远方，因为我跟中国的关系，我觉得现实的和平美好不真实。现在是兵临城下，我们的准备似乎不真实。
学校紧急状态委员会开会，第一次会议集中讨论哪里摆放消毒洗手液。我无语，觉得消毒洗手液不是重点，重点将是有一天我们可能不能来上课。第二次讨论制定远程教育方案，我才觉得到了重点：在已经觉得学校停课之后，如果贫穷的学生必须回家，家中没有电脑他们怎么学习？我们如何买新电脑借给他们？在危机关头，领导小组考虑的主要事件之一，是贫穷学生的问题。当然，讨论的结果，措施也出来了。在关键时刻，你要考虑的是那些无法帮助自己的学生和人。
春假延长一个星期，3月23号我们开始开课。学生如果春假回家的，不再回来。如果在这里的，要想方设法回家。老师们进入远程网上教育准备之中。我也开始用“黑板”或其他软件，试这些工具。我一边试，一边有一种漫无目的之感，我们教授的东西有什么用呢？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教学生学的东西，有必要吗？这些所谓的知识，二十年后有什么用处呢？赫拉利（Yuval Harari）说，我们今天教授的东西，本质上都没有用，因为我们对未来毫无知觉，我们教的是现有的知识，是已知的知识，但而这些知识在未来将毫无用处。
这也是让我对我工作和知识储备的怀疑的根本之一。比如我学过很多理论——比较文学系的主要学习科目就是理论，这些理论给我提供了看世界的眼镜， 但是，这些理论培养出来的年轻人好像丧失了现实感，他们的激进让我怀疑这些理论教育到底起什么作用。比如那些强调“身份政治”的人，那些时时刻刻都摆出自己是被害者的身份的人，他们利用自由主义的宽容，以受害者身份获得特许的原谅或特权。
武汉并不遥远，我们能准备什么？微信上到处都说美国的超级市场被买空了，这不是我的经验。我们去的附近的超级市场，货物充足，我们没必要买一大堆东西。口罩是买不到了，我买了一次性手套，买了几瓶酒精，这就是我的物质准备。
武汉昨天增加的病人是零已经好几天了，中国已经开始解禁，而美国的禁止人与人交往——社会远离-——刚刚开始。我们被要求在家办公，要求不参加任何十个人以上的聚会。我们这里是六个星期前的武汉。这样看来，真正关键的时刻是在未来的四个星期。
今天是周五，我一天都头疼，早上儿子给我写信，坚持说我不能出门。我本来也没有打算出门，下午在后院把花盆倒盆，种一些花，让自己在体力劳动中感到劳累而不去关心世界。
美国政府已经决定给每个人1200块钱，作为紧急救济金。我起初还有点高兴，或许我也可以拿到钱，今天仔细看了细节，我拿不到一分钱。这个钱，对普通人来说希望有用，而本质上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美国经济进入衰退，或许全世界都被这个病毒都带入衰退之中。
未来并不遥远，我们能做什么准备？
3/2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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