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中国人吃蛇吗”？

这周二（3月10日），春假第二天，我在学校，跟一个同事约好去吃午饭。一见面我们谈的就是新冠病毒，这个病毒已经让我们感觉到兵临城下了。

她问：“我听说这个病毒是从蛇身上来的，人们告诉我，这是因为中国人吃蛇，是真的吗？”

我听了，笑着摇头：“这个病毒似乎是从蝙蝠身上来的，不是从蛇身上来的。”“蝙蝠“？她大叫起来：“中国人也吃蝙蝠吗？”

我继续摇头，有点无可奈何地说：“大部分中国人不吃蝙蝠，但也有少数人吃吧”。她大睁着眼睛，看着我：“你吃过蝙蝠吗？”好像我是吸血鬼。

我摇头：“没吃过。不过我的确吃过蛇肉。”

我们边说话，边走下楼，听到我说蛇肉，她停住了脚步，看着我：“你知道我们基督徒觉得蛇很邪恶，所以我怕蛇。”我点头，我也怕蛇，不知为什么在那一刻，我心中想起来的却是北京动物园的爬虫馆，位于北京动物园西南角的爬虫馆。想到小时候去动物园，我拒绝进爬虫馆，因为我害怕蛇，虽然我那时对基督教一无所知。

怕蛇，也许是人的本能，面对一个异己的物体，大张着口，舌头丝丝地响，人禁不住感到恐惧。

“蛇肉是什么滋味？”她问我。我答：“那是三十五年前了，我去中国的南方出差，当地的人请我们吃的。我根本不记得是什么滋味。大概好像是跟鸡肉差不多吧，不过，我也不知道了。”

我由此想到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吃蛇，是为深圳的大亚湾核电站奠基做报道。我跟着记者们一起到了深圳——那是1985年的十月，那时的深圳刚刚开始建设，还没有大街，只有高耸的单独的楼房。我们在深圳采访了几天，我看着大亚湾，开工典礼的土地，翻土机在黄土里来回运动，一切都在蓝图里，深圳还是一个刚刚从渔村起步的城市，连街道都没有，满街飘着薄薄的红塑料袋垃圾，我震惊地看着这些遍地垃圾红透明的塑料袋，这些塑料袋是我从来没见过的，象征着香港和另外一个世界。

就是在这种对深圳的印象，我们被邀请吃了很多顿当地的饭，比如烤鹅，比如龙虎风汤——那里面的龙就是蛇，虎就是猫，凤就是鸡。我吃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吃完了才被告知是什么，嘴里根本就没有味道。我的味蕾对蛇肉和猫肉毫无记忆。

还有一次在广东，也是去参观一个水电站，我们被请吃了“穿山甲”。我在这之前，都没听说过“穿山甲”—这种动物不在我的生活视野里。从小生活在北京市里，我见过的动物就是动物园的动物以及家养的猫，从来不知道穿山甲是什么，吃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吃完了饭，大家都在谈穿山甲，我说想看看我们吃的什么，饭馆的老板就让我们一行人去后面看看穿山甲的样子。我走到饭店的厨房后，看见铁丝箱子里的穿山甲，他们像个武士被打败了一样龟缩在那里，我突然心里怦然一动，感到它们很可怜，很无辜。我对吃这种动物毫无兴趣，虽然那个时候我还根本不是动物权利活动者，仅仅出于同情，我也觉得小动物很可怜。

中国人什么都吃，这大概源于贫穷。中国历来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就是盛世时代，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也是很苦的。吃肉从来都是奢侈，所以逮到野生动物就吃，是满足对肉的渴望的一种方式。现在老百姓肉可以随便吃了，虽然听说肉价一直在涨，现在的吃野味大概是为了调剂口味。这种口味有种野蛮的色彩，人在吃的时候，是很容易暴露其野蛮品性的。

新冠病毒在中国已经肆虐了两个多月了，如果从武汉封城算起，已经47天了。从开始封城，我就每天开始看微信，跟着中国一波一波地走着感情的风浪，我这两个月，天天看方方的日记，自己的日记也不写了，好像我的生活在方方的家中的窗户看到的世界里。

跟同事来到乔治亚理工学院旁边的一个亚洲餐馆，我点的是日本的寿司加泰式炒面。我的同事对我喜欢吃生鱼总是好奇，她说，“难道生鱼那么好吃吗？你每次都点同样的饭。”我点头，是的，我喜欢吃日式的饭，最近在YouTube 上发现了一个日本男人Masa做的饭，天天都看。我要她尝尝生鱼，她不尝，她也喜欢海鲜，但必须是做熟了的，她不敢吃生鱼，她点了泰国的椰子奶咖喱饭。

我们吃饭聊天，谈到各自家里的食物。她是不做饭的人，在家多半就是买半成品，放在微波炉里热热吃。美国南方黑人喜欢吃油炸的食物，她觉得不健康，但她也没心境做饭。而我呢，我天天做饭，做的饭比我写的日记好多了。

我们就是我们吃的食物——We are what we eat. 这句话到底对不对呢？中国人们特别是广东那边的南方人喜欢吃蛇，吃奇奇怪怪的动物，他们并不比我们奇怪。世界上亚洲人比西方人吃的种类多多了，据说中国人吃一切爬行的动物，吃除了桌子以外的一切四条腿的东西，吃除了飞机之外一切飞行的东西，中国人吃的种类，有让人大开想象力大门的感觉。你只要敢想，就有可吃的。你只要敢吃，没有什么不能吃的。我对这种敢想敢吃的勇气，远远地注目。

3/10/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