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汉到我的办公室

武汉封城是一月二十三号开始的，那是我们刚开学的第一周，开课的第二天，我们学校对此毫无感觉，美国也毫无感觉，虽然报道已经铺天盖地，但对美国人来说，中国如此遥远，我大概是学校里唯一的人，对武汉的事件极度关心，时时刻刻在微信上或在Youtube 上看新闻。

我本来好久不怎么上微信了，微信越来越无聊了，天天就是吃喝玩乐。武汉的事情爆发，微信成了我跟中国的即时纽带，我每天晚上睡觉前看微信，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抓我的手机，看微信。我也开始看美国或加拿大中文的信息，或者看美国新闻上各种报道。

在YouTube上，我跟踪好几个中文自媒体，特别是一个名字叫秋和实的人的直播，他去了武汉，我觉得自己跟着他去武汉。他坐在旅馆的房间里大哭大骂，我看着他心疼。二月七号，他妈妈在微信上找他，我发了微信转他妈妈的信，说：“你妈妈找你！”我知道自己说的毫无用处，就是因为心里堵得慌，忍不住大喊。

听见的人，估计只有我自己。

我的同事詹教授，他的妻子在美国CDC工作，他的办公室跟我隔着两个门，我们每天早上打招呼。一天他突然说：“你是武汉大学毕业的，对不对？我今天看新闻，突然想到你一定有认识的人在武汉。”我点头，想不到他记得我毕业的学校。是的，我毕业于武汉大学，武汉封城，武汉突然离我很近，我看大学同学的微信，看着他们被卷进去，所以觉得武汉好像就在我的隔壁，翻看微信就进去了，其实我也三十多年没去过武汉了。

我也很关注美国CDC的动态，他的妻子是美国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高层领导人之一，人非常好，我们常常在一起吃饭，我几乎每天都从他那里探听消息。CDC在做什么？我问，每天问。那是早期，那是一月份的下旬。他每天告诉我一些他从他妻子那里来的新闻：“CDC调集全国传染病专家来到亚特兰大了。”“这个病毒美国没有见过”。“CDC腾出了一层楼给这些专家，非常重视。”“CDC的专家要求去中国现场，没有被批准。”“美国专家们已经决定以个人名义去武汉考察了，但没被批准。”“我的妻子去华盛顿州了。”那是一月底，华盛顿州已经出现了病人，在一个养老院里。“我妻子又去波特兰了。“他继续每天告诉我他妻子的行踪，我好像是他妻子的侦探，每天从他的嘴里得知他妻子在做什么，并因她而想象美国CDC的活动。“中国还是不让CDC专家去中国。”他几乎每天都告诉我同样都消息。我不解，为什么不让？他耸耸肩：“只有中国才知道。”

日复一日，武汉已经水深火热了。一月二十八号，我们学校突然给我们写信，提醒大家注意卫生，多洗手，美国人终于开始有点惊觉了。我看完这封信就开车回家，让老伴跟我一起去买口罩。我说：“我们得去东南的居住区，那边都人们还没有警觉，或许我们还可能买到口罩。“我们开车，走了十来个商店，都买光了，已经有中国人买过了。三个小时之后，最后我们在一个杂货店买到了二十八个口罩。我包圆了。天一直下着小雨，冷飕飕的。

回到家上微信，看到我的大学同学在武汉家里没有口罩。我决定把自己买的口罩给他寄去，毕竟，美国这里还不需要。第二天一月二十九号，我给这个同学寄去我买到的口罩，那天天气很冷，我去了中国城的快递，找不到那家快递公司了，就去了邮局，做国际快递，三天到五天到。（直到今天还没有到。美国的快递跟踪写着二月十二日到北京，之后是说在送达的路上。）

每天都发生很多事情，日子如不得不抓的烫手的山芋，每天都被烫得疼。二月七号那天回到家我打开手机看到李医生死了，我震惊地坐在厨房的柜子旁，居然坐了四个钟头，一动没动，我悲愤交加，世界上只有这两个字可以描述我：悲、愤！

也就是在这个时刻，我都不记得是哪天开始了，我也开始跟踪方方的日记了，也许那是二月八、九号吧，我起初并没有看到她的日记，直到微信开始转，我才看到。在纷乱的信息里，阅读一个作家的日记，在纷乱中理出一个头绪，观察这个世界，把我也跟中国的现实拉近了一样。

原本定的二月二十九号出发去法国的尼斯和意大利的米兰做工作考察。二月二十三号我给组织考察的办公室写信，下午又打电话，问意大利北部已经开始爆发疫情了，我们是否取消行程。他们回复说，还要考虑。我第二天又写信说自己不去了。二月二十五号接到通知，行程取消了。

三月份我的计划里包括三月十四号到十七号在新奥尔良的全国会议，三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七日，在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的全国年会。这些计划都是开学初定的。计划定好的时候，飞机票都买好了，饭店也定好了。我怀疑能否去成，跟副校长请示，副校长坚持我该去开会。我也无语，觉得美国人真的毫无概念，他们到了三月初还觉得病毒是其他国家的事情，那就让他们毫无概念去吧。我知道我们最终也去不成，疫情一天一个变化，我想到月中，我们是肯定去不成的。

三月三号下午，学校召集紧急情况领导小组会议，我也被教务长叫去，作为领导小组，会议讨论的问题是怎么准备疫情，在哪里放洗手液，怎么准备隔离等等。我不禁问：我们有能力隔离吗？校医务所的人员承认学校医务室没有能力检测和隔离。我的任务是跟所有在国外的学生联系，要他们回来。

三月五号，副校长告诉我，我可以不去新奥尔良开会了。八号我们开始放春假，三月十号我再次被告知，可以不去堪萨斯城开会了。三月十二号上午我给紧急领导小组转去了弗吉尼亚大学校长在PBS上的讲话，谈为什么关闭学校。当天上午十一点十分，校长给我们写信，宣布春假延期，从三月二十三号起，我们开始上网课。 晚上居然收到校长给我的信，感谢我的信息。三月十三号周五也就是昨天我再次参加紧急情况领导小组会议，讨论具体落实项目，比如怎样帮助没有钱的学生上网课，买多少新电脑，借给学生带回家等等。

这就是这个春假——我们生活在病毒的阴影下，争分夺秒地做准备。我自己呢，周一（三月九号）我在学校处理海外留学的事情，下午游泳二十六圈；周二我又去了学校，并游泳三十圈；周三我给汽车换油；周四我去了我的办公室拿东西，周五我再去学校拿东西，看到学校里已经有父母开车来把学生接回家，把他们的东西拿回家去了。

我们终于被卷进去了，从武汉到我的教室，一场全球的病毒把世界都拉得跪了下来。那些在2019年底就知道病情并瞒报的人，那为了虚假的欢乐而把全世界都卷入的人，是不是该作为罪犯受到全世界的审判呢？他们罪行就是反人类罪！

今天周六，天气热起来了，今天是二十三摄氏度。窗外的树发芽已经四五天了，蜜蜂在树叉间的嫩叶上采蜜，鸟儿在树枝上叽叽喳喳。热闹的春天来临，我们却开始进入在家里的房间内工作，等待疫情过去。也许等我们终于可以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将是满目繁茂鲜花遍地的夏天了。

中国今天很多地方开始解禁了，一个在哈尔滨的朋友说，大街上全是人。

3/14/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