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个世纪的革命,极度激进革命,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很多知识分子都有了共识:要改良不要革命(李泽厚语)。两位在短暂的革命后只好离开中国的八十年代代表性知识分子刘再复和李泽厚先生来到美国,从这个不同的大陆回望中国的时候,他们共同写作了一本书:《告别革命》。这是他们的对话集。在这本对话里,他们的思考代表了二十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我觉得这本书很值得一看。因为他们对二十世纪中国激进革命的反思,代表了我们大多数人的感觉到的却未必深刻思考的东西。
要改良不要革命;要英国式的渐进的制度改善,不要法国革命的疾风暴雨;要康有为梁启超,不要孙中山;要理性而不要群体的激情。刘再复陈述:“我们否定“革命神圣”的观念,否定革命乃是“历史必然”(历史必由之路)的观念。我们认为,历史总是提供革命与改革两种选择的可能性,不是一种可能性。而中国一百年来,从辛亥革命开始总是选择暴力革命的办法,并把它视为唯一合理的办法。但是,历史经验证明,这种办法付出的代价过于惨重,后遣症太大。这种后遣症包括流血革命后的再流血和流血的阴影长期无法消除,因此,要嘛就内战不休,要嘛就是胜利者在流血阴影笼罩下神经脆弱(思识形态极端脆弱) ,生怕失败者复辟而人为地夸大敌情,继续制造阶级斗争的灾难。”
在《告别革命》这本书今年的新版(第六版)的序言中,刘再复还说:“‘改良’并非投降,它同样需要各种必要的甚至是激烈的斗争,但决不是那种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流血的‘革命’。实际上,‘改良’比‘革命’更艰难、更复杂、也更需要坚忍不拔的韧性。”
我认为刘再复先生的总结说出了一代人的心声。我们都不再希望中国有革命,而希望中国有改良。刘再复先生写这段话的时候,是一个多月前,(2011年1月15日)。我阅读的时候,同时看中东的新闻。突尼斯革命,埃及革命…… 革命这个词突然成为每天的子弹,打在我们的耳朵里,打在我们的心上。
北非和中东本来是离我很远的地方,我对突尼斯、利比亚这样的国家中的人民,根本就没考虑过他们的日常。不久前我看电视上的食品频道,谈中东的食物,我馋得直流口水,这是我对那个地区的最大的兴趣:他们吃什么好吃的?我好朋友刚尼来自摩洛哥,但是我对摩洛哥的印象却是好莱坞电影《卡萨布兰卡》中的无比浪漫。所以,当革命成为那里的主旋律的时候,我在家中,非常冷漠。我说:我曾经在那里,我不相信人民,我不相信集体的疯狂,我不相信集体的情绪。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们居然成功了。当然成功后的道路还很漫长,这些人民能否走好通往民主的路,我真的不知道。鉴于我的对群体的不信任,我对制度改革的过程复杂和漫长的理解,我对任何说领导人一倒台,生活就变好的担保都根本不信。我冷眼观看,袖手旁观。不过回身看看自己在国内的博客自留地,居然怎么也上不去了。我自己上不去,在国外的或港澳的任何人都上不去。 国内的人还感不到我上不去,甚至网络的主人都说,上得去啊,从国内上得去,从国外看不见也上不去。
前年回中国,我的朋友诗人孙文波说:“沈睿,现在的中国是盛世啊”。我相信他的话,我也相信自己的观察。真的,中国这过去的二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两百年来最好的二十年。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我也这么认为:任何人权运动的根本:黑奴解放运动、女性运动、民族解放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时期,我希望的是这个时期继续保持下去,继续下去。
今天早上我收到一个朋友的电子信。他在信中对我说:“革命的确不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了。”我点头,我完全明白。我把一直做局外人的昆德拉看成自己心目中的榜样,而不是积极介入的哈维尔,虽然我也很喜欢哈维尔的书和作品。朋友说:“我还是相信渐渐改良的,这个社会毕竟在改良中”。我亦同意他说的。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而我非常喜欢请客吃饭,喜欢做文章,也喜欢绘画绣花。所以我一点儿都不喜欢毛泽东。我们从革命到告别革命到就是喜欢绘画绣花的过就程是钟摆一样的摇动的历史过程。只是我不知道,或许大多数人都不知道,钟摆什么时候再摆过去,而我,今天希望钟摆暂时停在这里,让我们请客吃饭写文章绘画绣花吧。就是我熟悉的自留地上不去,让我有点沮丧。
3/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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